装卸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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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李也是刚来这家公司不久，负责人事，一天到晚的辖忙。这不，昨天刚刚处理完撞车的事，今天听说装卸队又出事了：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昨晚从车上摔下来，送进了医院；眼眶缝了十针，花了五千多元，眉毛无法保住。
要说这个白脸装卸工的来历，老李心里明白。前一阵子，公司的装卸工又走的差不多了，没人装车，眼看公司的运转就要受到影响。老李急的什么似的，他一连跑了七八趟劳务市场，甚至跑到了大老远的虎坊桥和赵公口，可效果并不理想。
印刷学院这边的劳务市场，每天人到是不少，占了整整一条街。可仔细观察，招聘的人比求职的人还要多；招聘的职位，以保安和装卸工最多，其次是保洁和保姆，再次则是房地产和餐饮；当然，其他的岗位也有，像保险、技工什么的；但是与装卸工的招聘阵势相比，就算不了什么了。市场到处是各样的广告，招聘者的招喊声和三三两两走过的求职者。
老李在这里趴了三天；按照老板出的价：“月薪2600，包吃包住”根本没戏。人家出价8000的，日结180的招工都很困难。“8000，连老板都挣不到8000，骗谁呢，”一个装卸工模样的小伙子在一边唠叨着。再到其他的市场转转，情况也都差不多。出价低了吧，没人来；出价高了吧，又怕来的人干不出这价值的活。难，实在是难。老李下定决心：“把价格提到2800，并承诺干的好可以涨到3000。”终于开始有人寻问；可咨询者一听是物流公司的装卸工，扭脸就走，好像害怕什么是的。终于有三个河北的小伙子，也是刚从一家公司跑出来的，说是老板欠薪，不干了；仨人看着老李，觉得不像骗子，说话也很实在，答应明天过去看看。老李似乎看到一点希望。
第二天，老李一早就来到了单位，可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心里急，打个电话问问；人家说不来了，理由很简单：每月20日发薪，害怕压工资。老李惊叹这招工的混乱和艰难，眼前出现一片的黑暗。
还是负责装卸的三炮有办法，死说活说把湖南老家的表弟和两个老乡叫了来，算是解了燃眉之急；表弟有点傻，安排干点粗活，老乡一个老吴，一个老王，都是庄稼人，不怕吃苦，跟着三炮一起装车；每天要忙到凌晨两三点钟，周六周日也没个休息。老李很担心，觉得这终归不是个办法。
果然，还不到一个月，老王就与老板闹翻了。早晨一上班，公司就来货了，三炮的表弟卸货，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客户急，三炮的手机又没人接，只好找到老板。老板愤怒地把三炮从床上揪起来，说他不会安排工作，说他没有服务意识，说他就是农民，说他没有素质。三炮揉着双眼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累，实在干不动了。”他不敢多说。这个被年轻的妻子抛弃，独自赡养着老母和女儿的人，知道一切都要忍耐。
消息传了出去，同乡的老王不干了：“我们干到早晨5点才收工，你怎么不说呀，干活说干活，农民怎么了，没有农民你们都得饿死。”跟老板吵了起来；中午，他向老李提出了辞职，他说他是人，他也希望挣钱；但他不愿被人歧视，他要的是尊严。老王走了，老吴跟着也走了。老板也因此安静了下来。
话说到这，就跟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有了点关系。老王老张一走，装车又缺人了；总得商量个办法。三炮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没精打采地说：“只有找装卸队帮忙，”尽管他知道老板不愿意这样。老李倒觉得三炮的提议还算可行：一来招工困难，二来像这样今天来俩人明天走三人的，也不利于工作的质量；就公司眼前的状况，想拥有自己的装卸团队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；人家不是说买船不如租船吗，这兴许是一个途径。老板总算答应，并承诺亲自负责这个事情。
第二天，老板果真带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装卸队的刘经理；一个是他的助理，一个留着黄头发的小伙子。说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交道。
你还别说，这个穿着平淡，说话总是挂着笑的刘经理，还真是行道的里手。不论是服务的理念，还是实际的操作，从铁路到公路再到航空，如何提货，如何交运，如何处理货损货差，如何理赔，说的头头是道，还真叫老李有些佩服。
经过一番的讨论，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。签合同的时候，老李才知道对方没有执照，感觉有点悬。老板说：“没事。”
次日一大早，黄头发的助理就带着两个装卸工来了。其中就有那个白脸的装卸工，看上去有四十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体质瘦弱，头发稀松；一张老实的白脸没有一点的血色和表情，像张没有内容的纸。另外一个，是个面色黝黑的壮小伙子，据说是刚从山东的老家赶来。三个人的工作由三炮来安排；老李只是有时过来帮忙。
老实说，老李第一眼看见那个黄头发的助理就不喜欢，感觉他简直就是个流氓。高大的身材，四方的大脸，黑黑的；小小的眼睛，厚厚的大嘴，头发是烫过的，特意染成黄色；走起路来光这个膀子，摇摇晃晃的，一幅自以为是的德行。听三炮一说，老李才确切地知道他叫康晓飞，28岁。
事实证明，老李的判断确实有点跑偏。几次的接触，听的，看的，老李觉得小康并不简单，至少，他比三炮干活漂亮。卸货码拍，他只要瞟上一眼货，就知道多少件打底，如何的压缝，干的那叫一个麻利；码好货，横平竖直的，每拍一致；点数、量方全凭心算，比拿计算器的人还要快。单凭这一点，已是上等装卸工的水平。装车是他的专长，他懂得车载：17。5米的板车、13，5米的高栏、和大箱车，每车装载的吨、方，他全知道；他善于估货，货物的体积和重量，只要看一看摸一摸就能算出个八九不离十。组织装车，他知道那个先装，那个后装，重货在下，轻货在上，有条不紊，紧张有序：装好的货，车车垂直压缝，紧密牢固，装载达标，看着叫人舒心。还有一点，老李没有想到，他会开叉车，尽管没有车本，可开起来比专业的还要棒，可他轻易不动这玩意，只是给人帮忙的时候，才临时的操作；他知道逃避安全人员的检查，避免无照驾驶的惩罚。为人呢，老李觉得小康挺讲义气，他是个急性子，恨活，不像三炮那样，磨磨唧唧，没章没法的；炎热的夏天，不干活也要出汗，可小康总是站在高高的车上，光着个身子，一拍一拍地卸，一车一车的装，没命的干；渴了、饿了自己买些饮料和食品，也从不忘记同来的两个伙计。
一次，老李帮忙装完了车，和小康躲在小黑屋里抽烟；问起小康的经历。他又点燃了一支烟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们也很难：我18岁从河北的老家到北京，现在已经10年；我在施工队当过小工，推石子、扛水泥、砌墙，什么都干过。后来跟着人家倒卖服装，挣了一点钱，心也有点大了，看着服装加工赚的快，自己也跟朋友借钱开了个厂子；不知道是自己不会做生意，没有门路，还是经济危机闹的，不到半年厂子就办不下去了，欠了20万的债务；现在几十台缝纫机还在大红门扔着。出了这事以后，为了还钱，我四处找工作，有活就干，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。物流公司我也干过，可是那家的老板太黑，明明是他自己的错，硬要把责任赖到装卸工的身上，扣人家的钱；我不过为人说了两句话，把我也给辞了。”
稍微停顿了一会，老李和小康又相互递了一支烟。
“后来，”小康接着说;“我遇见了小光，也就是我们装卸队的经理，他比我还惨，欠债100万。我觉得这人很和善，讲话也很有水平。他说让我跟他一块干，搞个装卸队，这行业门槛低，起步容易；他在山东的老家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招工不是问题。我就答应了。现在已经干了两年，有十几个工人；有物流公司的活我负责；其它的活就由小光亲自带着干；他老婆负责财务，在网上招揽业务，有时也上大街撒小广告，赶上活多，还有到人才市场去招人。”
听了小康的介绍，老李有些好奇，还想多知道一点；看看窗外，暂时还没有工作，又递给了小康一颗烟“你觉得这样干行吗？”老李问。
“总的来说还算可以，收入要比其他的地方多点，就是业务没谱；有时一个月都没活，呆的心里害怕，有时活多的忙不过来，临时找人吧，很难；有一次好不容易找来了6个人，第二天就走了5个，我们只好连夜的干。这样的事经常的发生。我相信，您一定也去过劳务市场吧，那里的人，好像都有一种彼此不信任的感觉，您说是吧？”
“对。是这样的”
“这不，小光和我合计着，找几家像你们这样长期合作的客户，业务才能稳定。”
“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怎么不爱言语？”老李不想接小康刚才的话题，心里想，能不能够长期的合作，自己还真说不清楚：这个一天三变的老板，谁知道他那天又改变了主意。
“他是我们队里最老实的工人，打我们起摊的时候他就在；三十好几了还没取上媳妇；他家是村里最穷的一个，房子还没有盖上，妹妹还在上学；好不容易挣了几个钱，父亲又得了重病，瘫痪在家里；全家都指着他在维持。”
听完小康的话，老李又把这个白脸阅读了一遍：这个默默无语、未老先衰的人；这个总是坚守自己岗位的人；这个你叫他干啥他就认真做好的人；这个有点空闲就躺在货物上，望着货场的屋顶或什么也没有的天空的人。他在想什么？是家乡的小路和溪水，是父亲的药费和妹妹尚未穿过新衣，还是母亲期盼的目光和那个不知道什么模样的爱人，，。
“那你结婚了吗？”老李的好奇仍然没有减退。
“结婚，我不敢想，离家十年，回去娶媳妇，不可能，自己已经不适应那里的生活；在北京安家，想都别想，就我目前的状况，除了满头的黄发，我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；等还了债，再说吧。”
听了这话，老李似乎对“黄毛”有了一些的理解，甚至为他感到难过；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20点，该下班了，老李知道小康他们还要继续的干，就告辞了出来。
之后的几天，小康没有来。说是刘经理把他叫走，干别的去了；换了一个叫胖子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。这家伙可不像小康那样实在，仗着自己是个小头，尽耍滑头，别人在那里卸货，他却躲在货物的后面睡觉。
还是这个夏天，还是那么炎热的天气。下午，司机小张拉货回来就往有空调的营业厅跑，大口大口的喝水；老李猫在屋里，一边吹着电扇，一边在网上浏览着求职者的信息。突然外面有人喊他，就急促放下了手中的活。货场上已经围了许多的人。
原来，拉回来的货物没有装稳，叉车的震动，使车上的货物滚落下来，正好砸在准备卸货的那个山东小伙的肩上。好几百斤的东西砸的小伙子顿时就痛晕了过去。三炮找人把他抬到一个平整的货物上，就给刘经理打了电话。老李到的时候，小伙子已经睁开了眼前，但是不能讲话；看看肩膀已经肿了老大一片，手臂也抬不起来。
约莫半个小时的光影，刘经理就赶到了；浑身的泥土，还骑着一辆破布垃圾的摩托。老李建议马上去医院，看看结果再说。众人帮忙把小伙子扶上了车，就让小光给带走了。
次日，老李见到老板，说起昨天的事故，提议过去看看；尽管伤的是合作方的人，可事故毕竟在咱们的货场发生。老板也有些害怕，立马答应，并说自己还有急事，让老李带他问候。开着公司的小车，让那个叫胖子的装卸工带路，老李就出去了。
说是距离很近，可拐了七八个弯，还是没到。老李一边开车，一边开始怀疑：这是哪呀？村子不像村子，镇子不像镇子，乱的睁不开眼睛；这难道是在北京吗？他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胖子说：“向前走，再向左拐就到了。”老李停车去买食品，一开车门，热气夹着烂菜叶子的味道就迎面而来，破烂不堪的马路上，尘土飞扬，看不清行人的脸；卖菜卖水果的、卖煎饼的、卖馒头卖面条的、卖鞋买袜子的，，，排的满街都是；但买者并不多。天空中时时传来各种方言的叫卖声。
老李左右看看，这里并没有自己想象超市和商店，找了一个较大水果摊，门前是一片黑乎乎的泥水，老李只好迈着大步进去，挑了两个品种，又到边上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食品店拿了箱奶。“发票没有，可以给你写个字条，”那个像老板娘的女人说。老李无奈地走了出来。
回到车里，老李感觉像个逃难的人，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。快到达的时候，胖子叫老了把车停在路边，说里面的胡同太窄。
老李出了车门，正赶上小康从那边晃晃悠悠的过来；穿这个拖鞋，光这个膀子，手里拎着一大包的馒头和几盒的咸菜；说是小光的媳妇到劳务市场去招人，现在还没有回来，叫他先把大伙的饭做了；这不，煮了一锅的冬瓜，怕不够吃，又买了二斤的咸菜。老李说明了来意。小康有些激动，急忙叫胖子接过老李手中的东西，引着老李向胡同的深处走去。
胡同并不很长，可以看见尽头像小山似垃圾，两侧是几排红砖灰瓦的平房。脚下的洋灰路已露出片片的石子，路的两旁的排水沟散发着又臭又醒气味；成群的苍蝇肆在无忌惮的飞舞；排房与排房之间用砖墙封闭着，透过小门可以看见家家门前的杂物，过道只有人和自行车的宽度；几只见不到主人的狗旁若无人地遛着。老李的心里有些愕然，依稀在那个贫穷落后的村庄见过这样场景；但又不十分的相像。
装卸队的住处已经到了。刘经理在门口迎着老李，还是那身蓝色的工装，还是满身的灰土；“这里条件差点”刘经理说着把老李向里让。几个村妇模样的女人正在洗衣洗菜，两个半光着身子的小孩站在妈妈的背后。原来他们的住处，却是在这一片平房里的一个小小的简易楼里。
楼里没有灯，黑漆漆的；楼梯是用铁架做成的，又陡又窄，每次只能通过一人；老李一步一停地跟着刘经理上了二楼。
“小伙子伤的怎么？”老李问。
“昨天去了医院。重度的肌肉损伤，轻微骨折，大夫说住院观察；没有那么多钱，拿了点药，就回来了。”
楼道一丝的风也没有，闷热的叫人心慌；尽头的窗子透进一些光，让老李隐约看清人的脸；两侧并排着几间十一二平米的小屋，像是一个消失了的工厂的宿舍；小屋没有窗，也是漆黑的一片，除了六张铁床，什么也没用。
受伤的小伙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讲话还很困难，说是一点的动作就会引起身体的疼痛。老李安慰了几句，叮嘱小伙子好好养病，就告辞了出来。
刘经理一面表示感谢，一面向老李介绍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：“这是我老乡的孩子，在曲阜上大学；放暑假，勤工俭学，明天到您那里上班。”老李点点头，心里又是一阵的惋惜，一阵的酸楚。
拉着胖子回来的路上，老李一句话也没言语。他感叹这些人的艰苦，感叹人间的差别，感叹这高速发展的社会还有那么多鞭长莫及的地方，，。
老李也是刚来这家公司不久，负责人事，一天到晚的辖忙。这不，昨天刚刚处理完撞车的事，今天听说装卸队又出事了：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昨晚从车上摔下来，送进了医院；眼眶缝了十针，花了五千多元，眉毛无法保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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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李在这里趴了三天；按照老板出的价：“月薪2600，包吃包住”根本没戏。人家出价8000的，日结180的招工都很困难。“8000，连老板都挣不到8000，骗谁呢，”一个装卸工模样的小伙子在一边唠叨着。再到其他的市场转转，情况也都差不多。出价低了吧，没人来；出价高了吧，又怕来的人干不出这价值的活。难，实在是难。老李下定决心：“把价格提到2800，并承诺干的好可以涨到3000。”终于开始有人寻问；可咨询者一听是物流公司的装卸工，扭脸就走，好像害怕什么是的。终于有三个河北的小伙子，也是刚从一家公司跑出来的，说是老板欠薪，不干了；仨人看着老李，觉得不像骗子，说话也很实在，答应明天过去看看。老李似乎看到一点希望。
第二天，老李一早就来到了单位，可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心里急，打个电话问问；人家说不来了，理由很简单：每月20日发薪，害怕压工资。老李惊叹这招工的混乱和艰难，眼前出现一片的黑暗。
还是负责装卸的三炮有办法，死说活说把湖南老家的表弟和两个老乡叫了来，算是解了燃眉之急；表弟有点傻，安排干点粗活，老乡一个老吴，一个老王，都是庄稼人，不怕吃苦，跟着三炮一起装车；每天要忙到凌晨两三点钟，周六周日也没个休息。老李很担心，觉得这终归不是个办法。
果然，还不到一个月，老王就与老板闹翻了。早晨一上班，公司就来货了，三炮的表弟卸货，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客户急，三炮的手机又没人接，只好找到老板。老板愤怒地把三炮从床上揪起来，说他不会安排工作，说他没有服务意识，说他就是农民，说他没有素质。三炮揉着双眼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累，实在干不动了。”他不敢多说。这个被年轻的妻子抛弃，独自赡养着老母和女儿的人，知道一切都要忍耐。
消息传了出去，同乡的老王不干了：“我们干到早晨5点才收工，你怎么不说呀，干活说干活，农民怎么了，没有农民你们都得饿死。”跟老板吵了起来；中午，他向老李提出了辞职，他说他是人，他也希望挣钱；但他不愿被人歧视，他要的是尊严。老王走了，老吴跟着也走了。老板也因此安静了下来。
话说到这，就跟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有了点关系。老王老张一走，装车又缺人了；总得商量个办法。三炮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没精打采地说：“只有找装卸队帮忙，”尽管他知道老板不愿意这样。老李倒觉得三炮的提议还算可行：一来招工困难，二来像这样今天来俩人明天走三人的，也不利于工作的质量；就公司眼前的状况，想拥有自己的装卸团队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；人家不是说买船不如租船吗，这兴许是一个途径。老板总算答应，并承诺亲自负责这个事情。
第二天，老板果真带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装卸队的刘经理；一个是他的助理，一个留着黄头发的小伙子。说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交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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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一番的讨论，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。签合同的时候，老李才知道对方没有执照，感觉有点悬。老板说：“没事。”
次日一大早，黄头发的助理就带着两个装卸工来了。其中就有那个白脸的装卸工，看上去有四十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体质瘦弱，头发稀松；一张老实的白脸没有一点的血色和表情，像张没有内容的纸。另外一个，是个面色黝黑的壮小伙子，据说是刚从山东的老家赶来。三个人的工作由三炮来安排；老李只是有时过来帮忙。
老实说，老李第一眼看见那个黄头发的助理就不喜欢，感觉他简直就是个流氓。高大的身材，四方的大脸，黑黑的；小小的眼睛，厚厚的大嘴，头发是烫过的，特意染成黄色；走起路来光这个膀子，摇摇晃晃的，一幅自以为是的德行。听三炮一说，老李才确切地知道他叫康晓飞，28岁。
事实证明，老李的判断确实有点跑偏。几次的接触，听的，看的，老李觉得小康并不简单，至少，他比三炮干活漂亮。卸货码拍，他只要瞟上一眼货，就知道多少件打底，如何的压缝，干的那叫一个麻利；码好货，横平竖直的，每拍一致；点数、量方全凭心算，比拿计算器的人还要快。单凭这一点，已是上等装卸工的水平。装车是他的专长，他懂得车载：17。5米的板车、13，5米的高栏、和大箱车，每车装载的吨、方，他全知道；他善于估货，货物的体积和重量，只要看一看摸一摸就能算出个八九不离十。组织装车，他知道那个先装，那个后装，重货在下，轻货在上，有条不紊，紧张有序：装好的货，车车垂直压缝，紧密牢固，装载达标，看着叫人舒心。还有一点，老李没有想到，他会开叉车，尽管没有车本，可开起来比专业的还要棒，可他轻易不动这玩意，只是给人帮忙的时候，才临时的操作；他知道逃避安全人员的检查，避免无照驾驶的惩罚。为人呢，老李觉得小康挺讲义气，他是个急性子，恨活，不像三炮那样，磨磨唧唧，没章没法的；炎热的夏天，不干活也要出汗，可小康总是站在高高的车上，光着个身子，一拍一拍地卸，一车一车的装，没命的干；渴了、饿了自己买些饮料和食品，也从不忘记同来的两个伙计。
一次，老李帮忙装完了车，和小康躲在小黑屋里抽烟；问起小康的经历。他又点燃了一支烟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们也很难：我18岁从河北的老家到北京，现在已经10年；我在施工队当过小工，推石子、扛水泥、砌墙，什么都干过。后来跟着人家倒卖服装，挣了一点钱，心也有点大了，看着服装加工赚的快，自己也跟朋友借钱开了个厂子；不知道是自己不会做生意，没有门路，还是经济危机闹的，不到半年厂子就办不下去了，欠了20万的债务；现在几十台缝纫机还在大红门扔着。出了这事以后，为了还钱，我四处找工作，有活就干，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。物流公司我也干过，可是那家的老板太黑，明明是他自己的错，硬要把责任赖到装卸工的身上，扣人家的钱；我不过为人说了两句话，把我也给辞了。”
稍微停顿了一会，老李和小康又相互递了一支烟。
“后来，”小康接着说;“我遇见了小光，也就是我们装卸队的经理，他比我还惨，欠债100万。我觉得这人很和善，讲话也很有水平。他说让我跟他一块干，搞个装卸队，这行业门槛低，起步容易；他在山东的老家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招工不是问题。我就答应了。现在已经干了两年，有十几个工人；有物流公司的活我负责；其它的活就由小光亲自带着干；他老婆负责财务，在网上招揽业务，有时也上大街撒小广告，赶上活多，还有到人才市场去招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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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总的来说还算可以，收入要比其他的地方多点，就是业务没谱；有时一个月都没活，呆的心里害怕，有时活多的忙不过来，临时找人吧，很难；有一次好不容易找来了6个人，第二天就走了5个，我们只好连夜的干。这样的事经常的发生。我相信，您一定也去过劳务市场吧，那里的人，好像都有一种彼此不信任的感觉，您说是吧？”
“对。是这样的”
“这不，小光和我合计着，找几家像你们这样长期合作的客户，业务才能稳定。”
“那个白脸的装卸工怎么不爱言语？”老李不想接小康刚才的话题，心里想，能不能够长期的合作，自己还真说不清楚：这个一天三变的老板，谁知道他那天又改变了主意。
“他是我们队里最老实的工人，打我们起摊的时候他就在；三十好几了还没取上媳妇；他家是村里最穷的一个，房子还没有盖上，妹妹还在上学；好不容易挣了几个钱，父亲又得了重病，瘫痪在家里；全家都指着他在维持。”
听完小康的话，老李又把这个白脸阅读了一遍：这个默默无语、未老先衰的人；这个总是坚守自己岗位的人；这个你叫他干啥他就认真做好的人；这个有点空闲就躺在货物上，望着货场的屋顶或什么也没有的天空的人。他在想什么？是家乡的小路和溪水，是父亲的药费和妹妹尚未穿过新衣，还是母亲期盼的目光和那个不知道什么模样的爱人，，。
“那你结婚了吗？”老李的好奇仍然没有减退。
“结婚，我不敢想，离家十年，回去娶媳妇，不可能，自己已经不适应那里的生活；在北京安家，想都别想，就我目前的状况，除了满头的黄发，我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；等还了债，再说吧。”
听了这话，老李似乎对“黄毛”有了一些的理解，甚至为他感到难过；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20点，该下班了，老李知道小康他们还要继续的干，就告辞了出来。
之后的几天，小康没有来。说是刘经理把他叫走，干别的去了；换了一个叫胖子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。这家伙可不像小康那样实在，仗着自己是个小头，尽耍滑头，别人在那里卸货，他却躲在货物的后面睡觉。
还是这个夏天，还是那么炎热的天气。下午，司机小张拉货回来就往有空调的营业厅跑，大口大口的喝水；老李猫在屋里，一边吹着电扇，一边在网上浏览着求职者的信息。突然外面有人喊他，就急促放下了手中的活。货场上已经围了许多的人。
原来，拉回来的货物没有装稳，叉车的震动，使车上的货物滚落下来，正好砸在准备卸货的那个山东小伙的肩上。好几百斤的东西砸的小伙子顿时就痛晕了过去。三炮找人把他抬到一个平整的货物上，就给刘经理打了电话。老李到的时候，小伙子已经睁开了眼前，但是不能讲话；看看肩膀已经肿了老大一片，手臂也抬不起来。
约莫半个小时的光影，刘经理就赶到了；浑身的泥土，还骑着一辆破布垃圾的摩托。老李建议马上去医院，看看结果再说。众人帮忙把小伙子扶上了车，就让小光给带走了。
次日，老李见到老板，说起昨天的事故，提议过去看看；尽管伤的是合作方的人，可事故毕竟在咱们的货场发生。老板也有些害怕，立马答应，并说自己还有急事，让老李带他问候。开着公司的小车，让那个叫胖子的装卸工带路，老李就出去了。
说是距离很近，可拐了七八个弯，还是没到。老李一边开车，一边开始怀疑：这是哪呀？村子不像村子，镇子不像镇子，乱的睁不开眼睛；这难道是在北京吗？他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胖子说：“向前走，再向左拐就到了。”老李停车去买食品，一开车门，热气夹着烂菜叶子的味道就迎面而来，破烂不堪的马路上，尘土飞扬，看不清行人的脸；卖菜卖水果的、卖煎饼的、卖馒头卖面条的、卖鞋买袜子的，，，排的满街都是；但买者并不多。天空中时时传来各种方言的叫卖声。
老李左右看看，这里并没有自己想象超市和商店，找了一个较大水果摊，门前是一片黑乎乎的泥水，老李只好迈着大步进去，挑了两个品种，又到边上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食品店拿了箱奶。“发票没有，可以给你写个字条，”那个像老板娘的女人说。老李无奈地走了出来。
回到车里，老李感觉像个逃难的人，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。快到达的时候，胖子叫老了把车停在路边，说里面的胡同太窄。
老李出了车门，正赶上小康从那边晃晃悠悠的过来；穿这个拖鞋，光这个膀子，手里拎着一大包的馒头和几盒的咸菜；说是小光的媳妇到劳务市场去招人，现在还没有回来，叫他先把大伙的饭做了；这不，煮了一锅的冬瓜，怕不够吃，又买了二斤的咸菜。老李说明了来意。小康有些激动，急忙叫胖子接过老李手中的东西，引着老李向胡同的深处走去。
胡同并不很长，可以看见尽头像小山似垃圾，两侧是几排红砖灰瓦的平房。脚下的洋灰路已露出片片的石子，路的两旁的排水沟散发着又臭又醒气味；成群的苍蝇肆在无忌惮的飞舞；排房与排房之间用砖墙封闭着，透过小门可以看见家家门前的杂物，过道只有人和自行车的宽度；几只见不到主人的狗旁若无人地遛着。老李的心里有些愕然，依稀在那个贫穷落后的村庄见过这样场景；但又不十分的相像。
装卸队的住处已经到了。刘经理在门口迎着老李，还是那身蓝色的工装，还是满身的灰土；“这里条件差点”刘经理说着把老李向里让。几个村妇模样的女人正在洗衣洗菜，两个半光着身子的小孩站在妈妈的背后。原来他们的住处，却是在这一片平房里的一个小小的简易楼里。
楼里没有灯，黑漆漆的；楼梯是用铁架做成的，又陡又窄，每次只能通过一人；老李一步一停地跟着刘经理上了二楼。
“小伙子伤的怎么？”老李问。
“昨天去了医院。重度的肌肉损伤，轻微骨折，大夫说住院观察；没有那么多钱，拿了点药，就回来了。”
楼道一丝的风也没有，闷热的叫人心慌；尽头的窗子透进一些光，让老李隐约看清人的脸；两侧并排着几间十一二平米的小屋，像是一个消失了的工厂的宿舍；小屋没有窗，也是漆黑的一片，除了六张铁床，什么也没用。
受伤的小伙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讲话还很困难，说是一点的动作就会引起身体的疼痛。老李安慰了几句，叮嘱小伙子好好养病，就告辞了出来。
刘经理一面表示感谢，一面向老李介绍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：“这是我老乡的孩子，在曲阜上大学；放暑假，勤工俭学，明天到您那里上班。”老李点点头，心里又是一阵的惋惜，一阵的酸楚。
拉着胖子回来的路上，老李一句话也没言语。他感叹这些人的艰苦，感叹人间的差别，感叹这高速发展的社会还有那么多鞭长莫及的地方，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