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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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道二年那个风寒料峭的春天，入值集贤院的韩琦似乎并没有意识到，帝国中央即将来临的这场人事大变动，最终竟然也会波及到自己。在韩琦50年仕途生涯中，值集贤院这段三馆清流岁月，应当是他最适意、最闲遐的日子，年纪轻轻便挤身馆职，又颇受内阁首辅器重，虽不敢说会就此平步青云，但仕途看起来一片坦荡。而春风得意的韩琦也渴望着有朝一日能以自己的才华大展宏图，为朝廷效力。
韩琦内心的这种渴望，在这段时间他所作的《龙》、《凤》律诗中，有着某种隐约的体现：
《龙》
育德知何宅？逢辰或见灵。配乾虽有象，作解本无形。
浃物周寰宇，遗功在杳冥。丹青如可状，试下叶公庭。
《凤》
破卵应难至，闻韶定有仪。去同君子道，来协圣人期。
苑竹多成实，宫梧几换枝。何时天阁上，巢可俯而窥。
韩琦以“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”的进取追求，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国家一代良弼。然而，人们几乎所有美好的梦想，在特定的环境里，注定都只能是梦想。就是现在，随着帝国中央内阁改组，首相吕夷简去职，韩琦未来的仕途生涯一下子充满了变数。
宋仁宗明道二年六月，担任馆职仅半年的韩琦，以三馆清流之职，出人意料地被调任监左藏库。如果以今天的工作性质来比喻，这个职务相当于仓库主任。
这样的职务调整，对韩琦来说的确是太不合常理了。
按照当时朝廷的惯例，凡科举得中高科，并有过三馆奉职经历的人，总是很快就能获得政府中一些显贵职务，这在大宋王朝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约定俗成。韩琦是天圣五年一甲第二名进士，又有入值集贤院经历，现在却从馆职调去监左藏库，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。
左藏库，隶属太府寺，是帝国政府最大的财库，原本分为四个库：左藏钱库、左藏金银库、左藏丝棉库、左藏生色、杂色匹帛库，后来合并成了左藏南、北两库，负责受纳天下财赋收入，供中央、地方经费开支及文武官吏、军兵俸禄、赐赉等等。
如果追溯左藏库的历史，它可以上溯到大宋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。当年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此后太祖皇帝几度金弋铁马，几度血色残阳，率大军南征北战，平荆湖、破江南，扫平了数个割据政权。太祖皇帝将这些割据政权府库中的财物集中到一起，专设了一座“封椿库”，后来，又把帝国每年的结余也都充入库中。宋太祖为此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言谈，他说：后晋皇帝石敬瑭把幽、蓟十六州割给了契丹，朕很怜悯久陷异邦的臣民百姓，等这座库中的藏物积够了500万缗，朕要派人去北地，用这些钱把幽、蓟十六州赎回来，倘若契丹不肯归还，那朕就用这些钱招募士兵，武力夺回幽、蓟。
但雄韬伟略的宋太祖，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没能实现这桩宏大心愿，到是继位的宋太宗挟宋军消灭北汉之威，两次出兵北伐契丹（杨家将故事），但无奈天不遂人愿，宋军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。在无数大宋将士魂断北疆之后，太宗皇帝再也没有了北征收复幽、蓟十六州的勇气，而“封椿库”也就从那时起，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，变成了现在大宋帝国的国库。
按宋代官制，左藏库的最高长官是“左藏库使”，但这个职务却是个寄禄官职，不做任何实际工作的，后来这一职务又演变成了武臣的迁转官阶。因此，监左藏库的韩琦实际上是这里的最高长官。没人能否认，以三馆清流之职调任监左藏库的韩琦，实际上是从高山落到了平地。
监库这个职位，是一个事务繁杂、又很难做出什么惊天伟业的职位，每天除了支出钱物就是收入钱物，在这个位置上任职，除了依循官员迁转制度等待升迁之外，不大可能有其他荣升的机会，尤其是在极看重“文”的大宋王朝，谁又会对一个仓库主任青眼有加呢？
没有人能知道，当韩琦从倍受世人尊敬羡慕的三馆清流，接任监左藏库一职时，心中是否有过悲怨、失落和哀伤？抑或，韩琦就是将这次职务变动，以宁静的心态视之为一次正常变动？
《宋史韩琦传》在记述韩琦对待这次调职态度时是这样说的：“时方贵高科，多径去为显职，琦独滞箢库，众以为非宜，琦处之自若。”
天圣五年高中一甲第二名的韩琦，似乎对自己调任监库、没能象其他高中科举的人那样去担任显贵职务毫不芥意。但芥意也罢，不芥意也罢，26岁的韩琦必须直面眼前的事实，直面他未来仕途生涯中总也不可预知的变数。
几乎所有伟大政治家在走向成熟之前，总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一点一滴积累资历，而这种积累的唯一前提，就是必须忠于职责、恪尽职守。这种忠于和恪尽不是刻意的、虚伪的，而是出于本质的使然。监左藏库的韩琦当然也是如此。
按说，左藏库做为国库，受纳天下四方财物，理应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，比如库存多少、支出多少，都应当一清二楚，但事实上，此时帝国这座最大的国库，无论受纳还是支出，都已经陷入一种混乱、无序的状态，而这种混乱无序的根源，就来自于皇家内庭的宦官。
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，大凡国家政权掌握在女性强权手中时，都无可避免的由此派生出一种现象，那就是接近内庭的宦官们肆恣无忌，甚而严重时能够左右国家朝政、掌握朝廷大臣们的生死荣辱。泱泱华夏，从先秦到两汉再到盛唐，类似例子不胜枚举。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，自然是因为当政的女性不方便直接面对朝臣，总是借助宦官们来传达上情，同时也借助宦官下情上达，掌握朝臣们的动向。这种特殊的权力沟通渠道，造成了宦官干涉朝政的种种后果，大宋帝国章献刘太后自然也无可避免，只不过刘太后政治手段较为高明，终其10年垂帘，除了宦官雷允恭骄横跋扈，仗着刘太后宠信，擅改了真宗陵地之外，没有酿成其他大的危机罢了。但尽管如此，宦官们的跋扈、专权，还是在某些方面破坏、削弱了大宋王朝国家制度。比如左藏库接收各州县交纳的贡品时，必须都要由内廷宦官监称之后才能入库。
入库物品须由宦官监称，这项规定的初衷，或许是赵家皇帝想对国家收入有一个宏观的掌握、了解，以便做到心中有数，量入而出。这种立国伊始、事无巨细的精神原本是巩固王朝统治所必不可少的机制。但此时大宋王朝立国已近80年，早已到了政怠人懈的边缘，又历经了10年的女性统治，以往的种种规制不仅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，反而是变成了一种弊端。就拿左藏库日常工作来说，往往各地送到京城等待入库的贡品成千上万，而负责监称的内廷宦官们却随心所欲，有时竟然几天都不来上岗，这些贡品于是便只好暴露廊庑之下，任凭风吹日晒，各地负责押运的士兵职责所限，只能看护着这些贡品风餐露宿，苦不堪言。
贡品入库如此，支出更是乱麻一团。往往宫中有什么需求了，内廷宦官们仅凭着一张白条，便能先到左藏库支领物品，然后再补办相关手续，而有时候领了某种物品，又要求更换，用不完的物品是否还回，还回来了多少，全都无从考证。偌大的国库管理如此混乱，自然会让一些心术不正的蝥贼们借此中饱私囊。
国库支领的混乱冰冻三尺，但在韩琦之前，历任监库的官员们，似乎从没有人对这种混乱提出过异议，直到年青的韩琦上任。
如果韩琦不是一个尽忠职守、以国家利益为重、凡事讲究认真的人，他大可也象历届前任一样，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韩琦就是韩琦。韩琦在亲历治下这种混乱无序情况几个月后，宋仁宗明道二年十月，韩琦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，请求恢复先皇真宗天禧年间时实行的取用库物必须有凭证的制度：
天禧中，入内内侍省置合同凭由司，凡传宣取库物，令内臣自赍合同凭由送逐处已，乃缴奏下三司出破帖。今内臣皆先以白札子传宣，而后降合同，其间或称禁中对换物色，及支外以馀物还库，恐有妄伪。请自今非降合同，毋得支。
宋代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是有一定区别的，称为前、后省，又称北司、南班。入内内侍省（后省）的职责是通侍禁中，因而比内侍省（前省）更能接近皇家禁宫，也更易获得皇帝、后妃们信任和亲近。合同凭由司就是入内内侍省所辖的诸司之一，负责出具禁中所需要物品的凭证，凡领取各种物品，列出名称数量，然后将单据转给有司，然后凭单据才能领取。但章献刘太后垂帘之后，内廷宦官们权力扩大，仗着皇家威严狐假虎威，渐渐不把原有规章制度放在眼里，先拿物品后补手续，肆意所为，而监库的官吏们不敢得罪这些皇帝、嫔妃身边的人，遂使这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，而宦官们亦混水摸鱼，能捞一点是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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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道二年那个风寒料峭的春天，入值集贤院的韩琦似乎并没有意识到，帝国中央即将来临的这场人事大变动，最终竟然也会波及到自己。在韩琦50年仕途生涯中，值集贤院这段三馆清流岁月，应当是他最适意、最闲遐的日子，年纪轻轻便挤身馆职，又颇受内阁首辅器重，虽不敢说会就此平步青云，但仕途看起来一片坦荡。而春风得意的韩琦也渴望着有朝一日能以自己的才华大展宏图，为朝廷效力。
韩琦内心的这种渴望，在这段时间他所作的《龙》、《凤》律诗中，有着某种隐约的体现：
《龙》
育德知何宅？逢辰或见灵。配乾虽有象，作解本无形。
浃物周寰宇，遗功在杳冥。丹青如可状，试下叶公庭。
《凤》
破卵应难至，闻韶定有仪。去同君子道，来协圣人期。
苑竹多成实，宫梧几换枝。何时天阁上，巢可俯而窥。
韩琦以“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”的进取追求，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国家一代良弼。然而，人们几乎所有美好的梦想，在特定的环境里，注定都只能是梦想。就是现在，随着帝国中央内阁改组，首相吕夷简去职，韩琦未来的仕途生涯一下子充满了变数。
宋仁宗明道二年六月，担任馆职仅半年的韩琦，以三馆清流之职，出人意料地被调任监左藏库。如果以今天的工作性质来比喻，这个职务相当于仓库主任。
这样的职务调整，对韩琦来说的确是太不合常理了。
按照当时朝廷的惯例，凡科举得中高科，并有过三馆奉职经历的人，总是很快就能获得政府中一些显贵职务，这在大宋王朝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约定俗成。韩琦是天圣五年一甲第二名进士，又有入值集贤院经历，现在却从馆职调去监左藏库，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。
左藏库，隶属太府寺，是帝国政府最大的财库，原本分为四个库：左藏钱库、左藏金银库、左藏丝棉库、左藏生色、杂色匹帛库，后来合并成了左藏南、北两库，负责受纳天下财赋收入，供中央、地方经费开支及文武官吏、军兵俸禄、赐赉等等。
如果追溯左藏库的历史，它可以上溯到大宋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。当年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此后太祖皇帝几度金弋铁马，几度血色残阳，率大军南征北战，平荆湖、破江南，扫平了数个割据政权。太祖皇帝将这些割据政权府库中的财物集中到一起，专设了一座“封椿库”，后来，又把帝国每年的结余也都充入库中。宋太祖为此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言谈，他说：后晋皇帝石敬瑭把幽、蓟十六州割给了契丹，朕很怜悯久陷异邦的臣民百姓，等这座库中的藏物积够了500万缗，朕要派人去北地，用这些钱把幽、蓟十六州赎回来，倘若契丹不肯归还，那朕就用这些钱招募士兵，武力夺回幽、蓟。
但雄韬伟略的宋太祖，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没能实现这桩宏大心愿，到是继位的宋太宗挟宋军消灭北汉之威，两次出兵北伐契丹（杨家将故事），但无奈天不遂人愿，宋军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。在无数大宋将士魂断北疆之后，太宗皇帝再也没有了北征收复幽、蓟十六州的勇气，而“封椿库”也就从那时起，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，变成了现在大宋帝国的国库。
按宋代官制，左藏库的最高长官是“左藏库使”，但这个职务却是个寄禄官职，不做任何实际工作的，后来这一职务又演变成了武臣的迁转官阶。因此，监左藏库的韩琦实际上是这里的最高长官。没人能否认，以三馆清流之职调任监左藏库的韩琦，实际上是从高山落到了平地。
监库这个职位，是一个事务繁杂、又很难做出什么惊天伟业的职位，每天除了支出钱物就是收入钱物，在这个位置上任职，除了依循官员迁转制度等待升迁之外，不大可能有其他荣升的机会，尤其是在极看重“文”的大宋王朝，谁又会对一个仓库主任青眼有加呢？
没有人能知道，当韩琦从倍受世人尊敬羡慕的三馆清流，接任监左藏库一职时，心中是否有过悲怨、失落和哀伤？抑或，韩琦就是将这次职务变动，以宁静的心态视之为一次正常变动？
《宋史韩琦传》在记述韩琦对待这次调职态度时是这样说的：“时方贵高科，多径去为显职，琦独滞箢库，众以为非宜，琦处之自若。”
天圣五年高中一甲第二名的韩琦，似乎对自己调任监库、没能象其他高中科举的人那样去担任显贵职务毫不芥意。但芥意也罢，不芥意也罢，26岁的韩琦必须直面眼前的事实，直面他未来仕途生涯中总也不可预知的变数。
几乎所有伟大政治家在走向成熟之前，总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一点一滴积累资历，而这种积累的唯一前提，就是必须忠于职责、恪尽职守。这种忠于和恪尽不是刻意的、虚伪的，而是出于本质的使然。监左藏库的韩琦当然也是如此。
按说，左藏库做为国库，受纳天下四方财物，理应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，比如库存多少、支出多少，都应当一清二楚，但事实上，此时帝国这座最大的国库，无论受纳还是支出，都已经陷入一种混乱、无序的状态，而这种混乱无序的根源，就来自于皇家内庭的宦官。
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，大凡国家政权掌握在女性强权手中时，都无可避免的由此派生出一种现象，那就是接近内庭的宦官们肆恣无忌，甚而严重时能够左右国家朝政、掌握朝廷大臣们的生死荣辱。泱泱华夏，从先秦到两汉再到盛唐，类似例子不胜枚举。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，自然是因为当政的女性不方便直接面对朝臣，总是借助宦官们来传达上情，同时也借助宦官下情上达，掌握朝臣们的动向。这种特殊的权力沟通渠道，造成了宦官干涉朝政的种种后果，大宋帝国章献刘太后自然也无可避免，只不过刘太后政治手段较为高明，终其10年垂帘，除了宦官雷允恭骄横跋扈，仗着刘太后宠信，擅改了真宗陵地之外，没有酿成其他大的危机罢了。但尽管如此，宦官们的跋扈、专权，还是在某些方面破坏、削弱了大宋王朝国家制度。比如左藏库接收各州县交纳的贡品时，必须都要由内廷宦官监称之后才能入库。
入库物品须由宦官监称，这项规定的初衷，或许是赵家皇帝想对国家收入有一个宏观的掌握、了解，以便做到心中有数，量入而出。这种立国伊始、事无巨细的精神原本是巩固王朝统治所必不可少的机制。但此时大宋王朝立国已近80年，早已到了政怠人懈的边缘，又历经了10年的女性统治，以往的种种规制不仅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，反而是变成了一种弊端。就拿左藏库日常工作来说，往往各地送到京城等待入库的贡品成千上万，而负责监称的内廷宦官们却随心所欲，有时竟然几天都不来上岗，这些贡品于是便只好暴露廊庑之下，任凭风吹日晒，各地负责押运的士兵职责所限，只能看护着这些贡品风餐露宿，苦不堪言。
贡品入库如此，支出更是乱麻一团。往往宫中有什么需求了，内廷宦官们仅凭着一张白条，便能先到左藏库支领物品，然后再补办相关手续，而有时候领了某种物品，又要求更换，用不完的物品是否还回，还回来了多少，全都无从考证。偌大的国库管理如此混乱，自然会让一些心术不正的蝥贼们借此中饱私囊。
国库支领的混乱冰冻三尺，但在韩琦之前，历任监库的官员们，似乎从没有人对这种混乱提出过异议，直到年青的韩琦上任。
如果韩琦不是一个尽忠职守、以国家利益为重、凡事讲究认真的人，他大可也象历届前任一样，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韩琦就是韩琦。韩琦在亲历治下这种混乱无序情况几个月后，宋仁宗明道二年十月，韩琦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，请求恢复先皇真宗天禧年间时实行的取用库物必须有凭证的制度：
天禧中，入内内侍省置合同凭由司，凡传宣取库物，令内臣自赍合同凭由送逐处已，乃缴奏下三司出破帖。今内臣皆先以白札子传宣，而后降合同，其间或称禁中对换物色，及支外以馀物还库，恐有妄伪。请自今非降合同，毋得支。
宋代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是有一定区别的，称为前、后省，又称北司、南班。入内内侍省（后省）的职责是通侍禁中，因而比内侍省（前省）更能接近皇家禁宫，也更易获得皇帝、后妃们信任和亲近。合同凭由司就是入内内侍省所辖的诸司之一，负责出具禁中所需要物品的凭证，凡领取各种物品，列出名称数量，然后将单据转给有司，然后凭单据才能领取。但章献刘太后垂帘之后，内廷宦官们权力扩大，仗着皇家威严狐假虎威，渐渐不把原有规章制度放在眼里，先拿物品后补手续，肆意所为，而监库的官吏们不敢得罪这些皇帝、嫔妃身边的人，遂使这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，而宦官们亦混水摸鱼，能捞一点是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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