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六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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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043年，宋仁宗庆历三年。
随着宋、夏两国议和进入谈判阶段，西北局势逐渐趋于稳定。虽然议和还没有结果，但帝国的仁宗皇帝却终于可以腾出心来，对吕夷简之后的中央内阁人事安排，及帝国未来的发展做一个系统的考虑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还没有哪一代王朝的皇帝，象大宋王朝仁宗皇帝这样，在国力并不十分空虚、朝廷也人才济济、精英倍出的情况下，用四年时间，打了一场实际上是以失败告终的战争。
宋仁宗不能不承认，自太祖皇帝建立大宋王朝至今，帝国气势已是江河日下，繁华表象的背后，掩盖着的是日朽一日的悲哀现实。没有人能知道，当宋仁宗不得不硬着头皮，一次又一次吞下帝**队战败的苦果，并最终不得不变相和西夏妥协的时候，这位承业的皇帝，是不是一次又一次被帝国的没落惊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？
帝国的不幸，似乎真的是从灾异屡现的时候开始的：
先是西夏反叛，帝国耗费大量钱财，一再更换前线将帅，王师还是屡次战败。
紧接着，西北军情未解，辽国又借机威胁。
现在，西夏和契丹好不容易有了安稳迹象，而国内京东、京西又盗贼蜂起，沂州王伦率叛兵造反，竟然在所过州县一路连骑扬旗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与此同时，更严峻的，是帝国财政陷入了几近枯竭的窘境。
可是，造成这种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？
难道真象孙沔所说那样，是自己用错了老宰相吕夷简？是吕夷简压制了不同声音？是吕夷简执政不当才造成今天的情况？
不！是大宋帝国如今已经犹如一个老人，走过80年岁月后，身体的各个方面都老化了、有病了，需要一剂猛药来治理了，与他吕夷简又有何干？
仁宗皇帝心里非常清楚：吕夷简，决不是如孙沔说的那样是大奸大恶之人，反而是一个忠心可鉴、能为自己分忧解难的一代贤相！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在病榻上向自己举荐韩琦、范仲淹等一批很合他这个皇帝心愿的人选，尤其是范仲淹，跟吕夷简还是政敌，吕夷简能推荐他，这是多么宽广的心怀！？
仁宗皇帝现在对吕夷简充满了同情：吕夷简重病缠身，已是日暮西山，再也无力反击任何对他的攻击，已是一个可怜的弱者。而孙沔呈口舌之利，见自己没有怪罪他的意思，居然对吕夷简穷追不舍，大有痛打落水狗之势。丫的孙沔，你指吕夷简奸邪，那还不如说朕这个皇帝昏庸无能，有眼无珠用错了辅臣！朕不跟你计效，你还得寸进尺了？如此埋汰吕夷简，实在是不顾朕这个天子的尊严！但宋仁宗尽管心中恼火，却也不能不承认，孙沔之辈也并非奸邪，此言也是一片爱国之心。
然而，尽管宋仁宗承认孙沔辈一片忠心；
尽管吕夷简也向他推荐了韩、范等人；
尽管宋仁宗自己也有使用锐意进取新人、力争能为帝国朝政带来一番崭新景象的想法；但他还是觉得，必须让这些吵吵闹闹的家伙们明白：中央内阁用谁不用谁，还得是他这个天子说了算！
于是，就在这种近乎和大臣们呕气、争胜心情左右下，宋仁宗一面固执地破例给老宰相吕夷简朝会时可骑马到延和殿入见、并赐座殿上的殊荣；一面派人到陕西前线诏谕韩琦、范仲淹，让他们推荐可代替自己守边的大臣，以便随时准备进京辅政。
宋仁宗庆历三年三月，仁宗皇帝对中央内阁进行第一次改组。不知宋仁宗是出于帝王心术？还是有意将众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以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？抑或是有别的什么考虑？反正，这次内阁改组，宋仁宗并没有把韩琦、范仲淹二人安排在中央政府之内，而是以原枢密使晏殊为平章事兼枢密使，以时任判蔡州的夏竦为户部尚书、充枢密使，另以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为参知政事，以右正言、知制诰富弼为枢密副使。
至于老宰相吕夷简，虽然在这次改组中免去了相位，但仍以守司徒的身份，掌有军国大事与中书、枢密院同议的权力。
与此同时，宋仁宗对负责言事的谏院和御史台人员也进行了调整：
集贤校理欧阳修为太常丞、知谏院。
集贤校理余靖为右正言。
王拱辰担任御史中丞。
但从宋仁宗对负有规谏职责及监察职责的谏院、御史台人员的任命上来看，帝国仁宗皇帝摆出的是一幅革故鼎新的架势。
帝国中央改组，身患重病的吕夷简免去宰职，虽然仁宗皇帝对他还颇为眷顾，但已经是顾问的身份了，到也能被人接受。
可是，这回宋仁宗把判蔡州夏竦给塞进内阁，却实在出乎了人们的意料。夏竦，本来在朝中那些自命清高的大臣心目中就是邪恶之辈，如今去了个吕夷简，却来了个夏竦，这不是才去一只狼又来一只狈吗？一时间，朝臣们群议汹汹。据说，时任国子监直讲、和韩琦、范仲淹等人私交颇厚的石介，在得知夏竦将进中央的消息后，心急如焚，连夜骑马奔走于台谏官们之家，四处鼓动大家坚决反对夏竦进中央，石介所骑之马为此竟一夕累毙。
很可能是石介的大力鼓动起到了作用。于是，当仁宗皇帝调夏竦任枢密使的诏书下达后，立刻便引来台谏官们的交章反对，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理由是：夏竦在陕西畏怯不肯尽力，每讨论边事，只是将大家的意见汇总而已，自己没有一点主见，直到朝廷派庞籍去督促，夏竦这才上了一道边论十策，而夏竦出外巡边，中军行营里随时还带着侍婢，为此几乎都酿成兵变。而且元昊曾在塞外到处张榜悬赏：有得夏竦之首者，赏钱三千。夏竦做为帝国前线的军事主帅，被西夏人如此轻视、侮辱，如今却让他入主中央，那边臣因此将会解体，国家也太没有面子了。
更有人把夏竦进京的帐又算到吕夷简头上：夏竦此人奸诈，心性邪恶，原本与吕夷简不和，吕夷简害怕夏竦的阴险，不肯引荐他入中央，现在吕夷简退而推荐夏竦，是为了消除他和夏竦之间的宿怨。陛下准备勤于政事，而却首用怀诈不忠之臣，这怎么能使国家有发展？也有人说夏竦交结内侍，朋比为奸等等。
夏竦在陕西无所建树，这一点宋仁宗很清楚。
夏竦屡次请解兵权，宋仁宗更是心知肚明。
但夏竦进中央，居然会遭到这么多朝臣如此强烈的反对，却让仁宗皇帝大感意外。
或许是朝臣们的交章反对，让宋仁宗觉得他天子的权威又一次受到挑战，从而更增加了仁宗呕气的决心，因此，尽管朝廷里反对之声一片，宋仁宗依然不为所动，拒不更改诏命。
而此时，早已想回中央的夏竦在接到调任诏书后，已经倍道兼程，赶到了京城附近。一时间朝廷舆论为之哗然，纷纷上书请求仁宗皇帝不要让夏竦进京入见。
新任右正言余靖上书：夏竦屡次称病请解职，今天陛下一说召用，夏竦即兼程而至，如果陛下不早下拒绝夏竦的决心，夏竦必会求陛下接见，到那时，夏竦叙恩感泣，陛下左右那些和夏竦交通的人再为他说好话，陛下很可能会被这些人愚惑。
御史中丞王拱辰更是当面劝谏仁宗皇帝，极言夏竦不可留置中央的种种理由。仁宗皇帝大为不耐烦，起身离座，丫的都瞎**什么，朕才是皇帝好不好？可是没想到王拱辰居然上前，一把牵住仁宗皇帝衣袖，坚持把话说完。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或许是仁宗皇帝觉得，即使他顶着众人反对硬把夏竦召入两府，但一个不被大家认同的枢密使也难以开展工作。于是，宋仁宗在朝臣们被气的七晕八素之后，终于下诏，收回了对夏竦的任命，并将大臣们反对他的谏章一古脑封给夏竦，改授其为吏部尚书、知亳州，夏老师啊，不是学生我不想用你，而是大家都反对你啊，你可别怨学生不念师生情份。
新任台谏官们取得了就职后的第一场胜利。
然而此时谁也没有料到，正是夏竦此次含恨离去，为日后帝国精英们实施庆历新政，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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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043年，宋仁宗庆历三年。
随着宋、夏两国议和进入谈判阶段，西北局势逐渐趋于稳定。虽然议和还没有结果，但帝国的仁宗皇帝却终于可以腾出心来，对吕夷简之后的中央内阁人事安排，及帝国未来的发展做一个系统的考虑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还没有哪一代王朝的皇帝，象大宋王朝仁宗皇帝这样，在国力并不十分空虚、朝廷也人才济济、精英倍出的情况下，用四年时间，打了一场实际上是以失败告终的战争。
宋仁宗不能不承认，自太祖皇帝建立大宋王朝至今，帝国气势已是江河日下，繁华表象的背后，掩盖着的是日朽一日的悲哀现实。没有人能知道，当宋仁宗不得不硬着头皮，一次又一次吞下帝**队战败的苦果，并最终不得不变相和西夏妥协的时候，这位承业的皇帝，是不是一次又一次被帝国的没落惊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？
帝国的不幸，似乎真的是从灾异屡现的时候开始的：
先是西夏反叛，帝国耗费大量钱财，一再更换前线将帅，王师还是屡次战败。
紧接着，西北军情未解，辽国又借机威胁。
现在，西夏和契丹好不容易有了安稳迹象，而国内京东、京西又盗贼蜂起，沂州王伦率叛兵造反，竟然在所过州县一路连骑扬旗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与此同时，更严峻的，是帝国财政陷入了几近枯竭的窘境。
可是，造成这种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？
难道真象孙沔所说那样，是自己用错了老宰相吕夷简？是吕夷简压制了不同声音？是吕夷简执政不当才造成今天的情况？
不！是大宋帝国如今已经犹如一个老人，走过80年岁月后，身体的各个方面都老化了、有病了，需要一剂猛药来治理了，与他吕夷简又有何干？
仁宗皇帝心里非常清楚：吕夷简，决不是如孙沔说的那样是大奸大恶之人，反而是一个忠心可鉴、能为自己分忧解难的一代贤相！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在病榻上向自己举荐韩琦、范仲淹等一批很合他这个皇帝心愿的人选，尤其是范仲淹，跟吕夷简还是政敌，吕夷简能推荐他，这是多么宽广的心怀！？
仁宗皇帝现在对吕夷简充满了同情：吕夷简重病缠身，已是日暮西山，再也无力反击任何对他的攻击，已是一个可怜的弱者。而孙沔呈口舌之利，见自己没有怪罪他的意思，居然对吕夷简穷追不舍，大有痛打落水狗之势。丫的孙沔，你指吕夷简奸邪，那还不如说朕这个皇帝昏庸无能，有眼无珠用错了辅臣！朕不跟你计效，你还得寸进尺了？如此埋汰吕夷简，实在是不顾朕这个天子的尊严！但宋仁宗尽管心中恼火，却也不能不承认，孙沔之辈也并非奸邪，此言也是一片爱国之心。
然而，尽管宋仁宗承认孙沔辈一片忠心；
尽管吕夷简也向他推荐了韩、范等人；
尽管宋仁宗自己也有使用锐意进取新人、力争能为帝国朝政带来一番崭新景象的想法；但他还是觉得，必须让这些吵吵闹闹的家伙们明白：中央内阁用谁不用谁，还得是他这个天子说了算！
于是，就在这种近乎和大臣们呕气、争胜心情左右下，宋仁宗一面固执地破例给老宰相吕夷简朝会时可骑马到延和殿入见、并赐座殿上的殊荣；一面派人到陕西前线诏谕韩琦、范仲淹，让他们推荐可代替自己守边的大臣，以便随时准备进京辅政。
宋仁宗庆历三年三月，仁宗皇帝对中央内阁进行第一次改组。不知宋仁宗是出于帝王心术？还是有意将众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以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？抑或是有别的什么考虑？反正，这次内阁改组，宋仁宗并没有把韩琦、范仲淹二人安排在中央政府之内，而是以原枢密使晏殊为平章事兼枢密使，以时任判蔡州的夏竦为户部尚书、充枢密使，另以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为参知政事，以右正言、知制诰富弼为枢密副使。
至于老宰相吕夷简，虽然在这次改组中免去了相位，但仍以守司徒的身份，掌有军国大事与中书、枢密院同议的权力。
与此同时，宋仁宗对负责言事的谏院和御史台人员也进行了调整：
集贤校理欧阳修为太常丞、知谏院。
集贤校理余靖为右正言。
王拱辰担任御史中丞。
但从宋仁宗对负有规谏职责及监察职责的谏院、御史台人员的任命上来看，帝国仁宗皇帝摆出的是一幅革故鼎新的架势。
帝国中央改组，身患重病的吕夷简免去宰职，虽然仁宗皇帝对他还颇为眷顾，但已经是顾问的身份了，到也能被人接受。
可是，这回宋仁宗把判蔡州夏竦给塞进内阁，却实在出乎了人们的意料。夏竦，本来在朝中那些自命清高的大臣心目中就是邪恶之辈，如今去了个吕夷简，却来了个夏竦，这不是才去一只狼又来一只狈吗？一时间，朝臣们群议汹汹。据说，时任国子监直讲、和韩琦、范仲淹等人私交颇厚的石介，在得知夏竦将进中央的消息后，心急如焚，连夜骑马奔走于台谏官们之家，四处鼓动大家坚决反对夏竦进中央，石介所骑之马为此竟一夕累毙。
很可能是石介的大力鼓动起到了作用。于是，当仁宗皇帝调夏竦任枢密使的诏书下达后，立刻便引来台谏官们的交章反对，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理由是：夏竦在陕西畏怯不肯尽力，每讨论边事，只是将大家的意见汇总而已，自己没有一点主见，直到朝廷派庞籍去督促，夏竦这才上了一道边论十策，而夏竦出外巡边，中军行营里随时还带着侍婢，为此几乎都酿成兵变。而且元昊曾在塞外到处张榜悬赏：有得夏竦之首者，赏钱三千。夏竦做为帝国前线的军事主帅，被西夏人如此轻视、侮辱，如今却让他入主中央，那边臣因此将会解体，国家也太没有面子了。
更有人把夏竦进京的帐又算到吕夷简头上：夏竦此人奸诈，心性邪恶，原本与吕夷简不和，吕夷简害怕夏竦的阴险，不肯引荐他入中央，现在吕夷简退而推荐夏竦，是为了消除他和夏竦之间的宿怨。陛下准备勤于政事，而却首用怀诈不忠之臣，这怎么能使国家有发展？也有人说夏竦交结内侍，朋比为奸等等。
夏竦在陕西无所建树，这一点宋仁宗很清楚。
夏竦屡次请解兵权，宋仁宗更是心知肚明。
但夏竦进中央，居然会遭到这么多朝臣如此强烈的反对，却让仁宗皇帝大感意外。
或许是朝臣们的交章反对，让宋仁宗觉得他天子的权威又一次受到挑战，从而更增加了仁宗呕气的决心，因此，尽管朝廷里反对之声一片，宋仁宗依然不为所动，拒不更改诏命。
而此时，早已想回中央的夏竦在接到调任诏书后，已经倍道兼程，赶到了京城附近。一时间朝廷舆论为之哗然，纷纷上书请求仁宗皇帝不要让夏竦进京入见。
新任右正言余靖上书：夏竦屡次称病请解职，今天陛下一说召用，夏竦即兼程而至，如果陛下不早下拒绝夏竦的决心，夏竦必会求陛下接见，到那时，夏竦叙恩感泣，陛下左右那些和夏竦交通的人再为他说好话，陛下很可能会被这些人愚惑。
御史中丞王拱辰更是当面劝谏仁宗皇帝，极言夏竦不可留置中央的种种理由。仁宗皇帝大为不耐烦，起身离座，丫的都瞎**什么，朕才是皇帝好不好？可是没想到王拱辰居然上前，一把牵住仁宗皇帝衣袖，坚持把话说完。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或许是仁宗皇帝觉得，即使他顶着众人反对硬把夏竦召入两府，但一个不被大家认同的枢密使也难以开展工作。于是，宋仁宗在朝臣们被气的七晕八素之后，终于下诏，收回了对夏竦的任命，并将大臣们反对他的谏章一古脑封给夏竦，改授其为吏部尚书、知亳州，夏老师啊，不是学生我不想用你，而是大家都反对你啊，你可别怨学生不念师生情份。
新任台谏官们取得了就职后的第一场胜利。
然而此时谁也没有料到，正是夏竦此次含恨离去，为日后帝国精英们实施庆历新政，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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