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九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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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仁宗没有听从韩琦、范仲淹崇政殿对策，但却采纳了韩琦《备御七事》中“收民心”的建议，从内藏库中调拨绸绢三百万给三司，以助边防经费。
现在，仁宗皇帝一门心思，想的就是尽快跟元昊达成议和协议，早日结束这场令他几乎焦头烂额的战争，仁宗皇帝也更希望，他这次动用内藏库的积蓄是最后一次。可是，大宋帝国真的就这样什么都不再争，无条件接受西夏近乎屈辱的议和条件吗？
宋仁宗并不担心这次议和会失败，他知道，只要他这个天子愿意，议和就根本没有失败的可能，但确实有点不甘心啊。现在，帝国两府大臣中，主张就此接受西夏议和条款的人占了绝大多数，就连当初不大主张议和的范仲淹，现在也变得不置可否。惟独韩琦还持异议，坚持元昊必须对宋称臣，否则不可议和。为此，韩琦屡次请求两府大员在仁宗面前辩论。
在反对议和朝臣中，欧阳修是韩琦最坚定的支持者。这位嫉恶如仇、敢说敢言的谏官，自位列台谏之后，着实已经做出了不少惊人之举：先是上书要求仁宗召韩琦、范仲淹议西北边事；接着主张对防治叛乱不力的州、县官员严加惩戒；后又是反对朝廷优礼西夏使臣。现在两府大臣不顾国家尊严，竟要接受西夏屈辱的议和条款，欧阳修当然坚决反对，这位梗直的谏官上书仁宗，言辞依旧尖刻如刀：方今不羞屈志，急欲就和者，多不忠无识之人，而陕西之民亦欲急和，请以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，然后深戒有司，宽其力役可也。其余小人之论，望绝而不听！
按欧阳修的划分，帝国中央内阁除了一个韩琦，凡主张接受西夏这个议和条款的，都是不忠无识之辈，而至于其他小人瞎**，则一概可以充耳不闻。
欧阳修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大宋帝国在西北打了几年仗，无数大宋将士血染边关，总不能到最后连个屁都没捞到吧？但欧阳修如此口无遮拦大骂一通，他却忘了帝国最想议和的仁宗皇帝，那又该算是什么样的人？
不能不说，欧阳修的嫉恶如仇、敢说敢言、率性而为，在有宋一代官员中也算是出了名的。当初，欧阳修甫入谏职不久，朝中一些素以“持重”为准绳的士大夫，看不惯新任台谏官们的意气风发、大言不惧、事事都要管的作风，免不了要在仁宗皇帝面前说三道四。有一次，时逢干旱，宋仁宗焚香祈雨，翰林学士苏绅请求仁宗皇帝接见，并向仁宗大讲《洪范》，借《洪范》五事暗示仁宗：帝国遭逢干旱，是因为台谏官们僭越多事，因此上天才给予久旱不雨的惩罚。
如果台谏官中没有欧阳修其人，或许此事不会有什么大的风波，但不幸，欧阳修恰恰是谏官，苏绅在仁宗面前扇阴风点鬼火，碰上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欧阳修，哪里还会有好果子吃？
说来也是事有凑巧，当时朝廷刚刚接受苏绅的推荐，把太常博士马端迁为监察御史，而恰恰这个马端，在纲常上又是个德行有亏的人，欧阳修立刻上书弹劾马端：端性险巧，往年常发其母阴事，母坐杖脊。端为人子，不能以礼防闲，陷其母于过恶，又不能容隐，使其母被刑，理合终身不齿官联，岂可更为天子法官！苏绅与小人气类相合，宜其所举如此也。
欧阳修言辞如此尖刻，将苏绅归于小人之列，人以群分、物以类聚，指斥苏绅举人不贤。当此时，宋仁宗正要借助新政府来更治天下弊事，苏绅呆头鹅一般送上门来，推荐了这么个混蛋监察御史，宋仁宗岂能放过他？于是立刻下诏贬苏绅知河阳，马端离京出外。
堂堂翰林学士举人不当，被欧阳修弄了个灰头土脸。
欧阳修，实在堪称中国士大夫中最为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的君子之一，他的光明就在于心中没有半点私念，一切都站在国家立场上；他的磊落就在于犹如一尊通体透明的雕像，不存任何暗角，不容半点暇眦，鲜明到可爱。相比于同属庆历精英的范仲淹来说，欧阳修和韩琦两人，无论在处事原则、还是对国家利益的认同上都更为接近。如果说范仲淹的忠直象王曾评价的那样，多少还有些“邀名”意味的话，那么，欧阳修和韩琦两人，则在这方面没有丝毫的念头。这也是韩琦和欧阳修在以后仕途上始终肝胆相照的根本原因。诚如多少年后韩琦对欧阳修的评价：“公素秉忠义，自任言责，无所顾忌，横身正路，风节凛然”。称欧阳修和自己“道同气类，天下能知我者，欧公也！”韩琦更在为欧阳修作的墓志铭中，对欧阳修的为人有一段十分确切的描述：“公自处二府，益思报称，毅然守正，不为富贵易节。凡大谋议、大利害，与同官论辩，或在上前，必区判是否，未尝少有回屈。文武之士，陈请百端，公常委曲开谕曰：某事可行，某事不可行，于是人多怨诽。至于台谏官论事，有不中理者，往往正色折之，其徒尤切齿，日欲求疵合攻，公自视无他，不恤也。”
欧阳修，是个只要认准真理便不念情谊、巍然屹立朝堂之上、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人，对于那些日夜寻找机会攻击他的人，欧阳修统统不屑一顾，这是一种凛然的正气，又是君子的率真，一如这次他大嘴口无遮拦，指责两府大臣中主张妥协让步者都是不忠的小人一样。
欧阳修对两府大臣横扫了一大棒，其实，如今的两府大臣，诸如晏殊、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等，谁又是不忠小人？其次，论这些人个人之间的关系；欧阳修和范仲淹亦是志同道合，否则，当初范仲淹被贬出京后，欧阳修也不会写信给高若讷，斥责其不为仲淹尽台谏之责。而范仲淹亦受晏殊知遇之恩，晏殊知应天府（宋南京，今河南商丘），请范仲淹帮助办学，后又举荐仲淹入秘阁校理，至于富弼，更是晏殊的女婿，而韩琦跟范、富等亦是声气相投。就算现在几人意见不合，那也是为国事而非私利。
韩琦坚持不接受元昊对宋称男不称臣的议和条件，这使帝国中央内阁迟迟无法做出最后决断。身为首辅兼枢密使的晏殊对韩琦颇为不满，只好将最后决断权交给仁宗皇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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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仁宗没有听从韩琦、范仲淹崇政殿对策，但却采纳了韩琦《备御七事》中“收民心”的建议，从内藏库中调拨绸绢三百万给三司，以助边防经费。
现在，仁宗皇帝一门心思，想的就是尽快跟元昊达成议和协议，早日结束这场令他几乎焦头烂额的战争，仁宗皇帝也更希望，他这次动用内藏库的积蓄是最后一次。可是，大宋帝国真的就这样什么都不再争，无条件接受西夏近乎屈辱的议和条件吗？
宋仁宗并不担心这次议和会失败，他知道，只要他这个天子愿意，议和就根本没有失败的可能，但确实有点不甘心啊。现在，帝国两府大臣中，主张就此接受西夏议和条款的人占了绝大多数，就连当初不大主张议和的范仲淹，现在也变得不置可否。惟独韩琦还持异议，坚持元昊必须对宋称臣，否则不可议和。为此，韩琦屡次请求两府大员在仁宗面前辩论。
在反对议和朝臣中，欧阳修是韩琦最坚定的支持者。这位嫉恶如仇、敢说敢言的谏官，自位列台谏之后，着实已经做出了不少惊人之举：先是上书要求仁宗召韩琦、范仲淹议西北边事；接着主张对防治叛乱不力的州、县官员严加惩戒；后又是反对朝廷优礼西夏使臣。现在两府大臣不顾国家尊严，竟要接受西夏屈辱的议和条款，欧阳修当然坚决反对，这位梗直的谏官上书仁宗，言辞依旧尖刻如刀：方今不羞屈志，急欲就和者，多不忠无识之人，而陕西之民亦欲急和，请以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，然后深戒有司，宽其力役可也。其余小人之论，望绝而不听！
按欧阳修的划分，帝国中央内阁除了一个韩琦，凡主张接受西夏这个议和条款的，都是不忠无识之辈，而至于其他小人瞎**，则一概可以充耳不闻。
欧阳修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大宋帝国在西北打了几年仗，无数大宋将士血染边关，总不能到最后连个屁都没捞到吧？但欧阳修如此口无遮拦大骂一通，他却忘了帝国最想议和的仁宗皇帝，那又该算是什么样的人？
不能不说，欧阳修的嫉恶如仇、敢说敢言、率性而为，在有宋一代官员中也算是出了名的。当初，欧阳修甫入谏职不久，朝中一些素以“持重”为准绳的士大夫，看不惯新任台谏官们的意气风发、大言不惧、事事都要管的作风，免不了要在仁宗皇帝面前说三道四。有一次，时逢干旱，宋仁宗焚香祈雨，翰林学士苏绅请求仁宗皇帝接见，并向仁宗大讲《洪范》，借《洪范》五事暗示仁宗：帝国遭逢干旱，是因为台谏官们僭越多事，因此上天才给予久旱不雨的惩罚。
如果台谏官中没有欧阳修其人，或许此事不会有什么大的风波，但不幸，欧阳修恰恰是谏官，苏绅在仁宗面前扇阴风点鬼火，碰上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欧阳修，哪里还会有好果子吃？
说来也是事有凑巧，当时朝廷刚刚接受苏绅的推荐，把太常博士马端迁为监察御史，而恰恰这个马端，在纲常上又是个德行有亏的人，欧阳修立刻上书弹劾马端：端性险巧，往年常发其母阴事，母坐杖脊。端为人子，不能以礼防闲，陷其母于过恶，又不能容隐，使其母被刑，理合终身不齿官联，岂可更为天子法官！苏绅与小人气类相合，宜其所举如此也。
欧阳修言辞如此尖刻，将苏绅归于小人之列，人以群分、物以类聚，指斥苏绅举人不贤。当此时，宋仁宗正要借助新政府来更治天下弊事，苏绅呆头鹅一般送上门来，推荐了这么个混蛋监察御史，宋仁宗岂能放过他？于是立刻下诏贬苏绅知河阳，马端离京出外。
堂堂翰林学士举人不当，被欧阳修弄了个灰头土脸。
欧阳修，实在堪称中国士大夫中最为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的君子之一，他的光明就在于心中没有半点私念，一切都站在国家立场上；他的磊落就在于犹如一尊通体透明的雕像，不存任何暗角，不容半点暇眦，鲜明到可爱。相比于同属庆历精英的范仲淹来说，欧阳修和韩琦两人，无论在处事原则、还是对国家利益的认同上都更为接近。如果说范仲淹的忠直象王曾评价的那样，多少还有些“邀名”意味的话，那么，欧阳修和韩琦两人，则在这方面没有丝毫的念头。这也是韩琦和欧阳修在以后仕途上始终肝胆相照的根本原因。诚如多少年后韩琦对欧阳修的评价：“公素秉忠义，自任言责，无所顾忌，横身正路，风节凛然”。称欧阳修和自己“道同气类，天下能知我者，欧公也！”韩琦更在为欧阳修作的墓志铭中，对欧阳修的为人有一段十分确切的描述：“公自处二府，益思报称，毅然守正，不为富贵易节。凡大谋议、大利害，与同官论辩，或在上前，必区判是否，未尝少有回屈。文武之士，陈请百端，公常委曲开谕曰：某事可行，某事不可行，于是人多怨诽。至于台谏官论事，有不中理者，往往正色折之，其徒尤切齿，日欲求疵合攻，公自视无他，不恤也。”
欧阳修，是个只要认准真理便不念情谊、巍然屹立朝堂之上、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人，对于那些日夜寻找机会攻击他的人，欧阳修统统不屑一顾，这是一种凛然的正气，又是君子的率真，一如这次他大嘴口无遮拦，指责两府大臣中主张妥协让步者都是不忠的小人一样。
欧阳修对两府大臣横扫了一大棒，其实，如今的两府大臣，诸如晏殊、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等，谁又是不忠小人？其次，论这些人个人之间的关系；欧阳修和范仲淹亦是志同道合，否则，当初范仲淹被贬出京后，欧阳修也不会写信给高若讷，斥责其不为仲淹尽台谏之责。而范仲淹亦受晏殊知遇之恩，晏殊知应天府（宋南京，今河南商丘），请范仲淹帮助办学，后又举荐仲淹入秘阁校理，至于富弼，更是晏殊的女婿，而韩琦跟范、富等亦是声气相投。就算现在几人意见不合，那也是为国事而非私利。
韩琦坚持不接受元昊对宋称男不称臣的议和条件，这使帝国中央内阁迟迟无法做出最后决断。身为首辅兼枢密使的晏殊对韩琦颇为不满，只好将最后决断权交给仁宗皇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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