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七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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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仁宗庆历四年的新春，是在一场纷扬的大雪中来到的。
这场纷扬的大雪，把京城开封变成了一片银白世界，似乎预示着帝国今年将会有一个好年景。但是眼下，因大雪封城，京城粮商乘机抬高粮价，帝国的仁宗皇帝却不得不下诏给有司，让他们拿出薪末，减价出售给因大雪围困而买不起度日柴薪的贫民。
京城满眼雪白，洁净如银。从陕西回到京城的帝国枢密副使韩琦，此刻并没有意识到，就在这雪白洁净的背后，围绕陕西的一系列问题，新政大员们之间正酝酿着一场激荡的风暴。
回到京城的韩琦，首先向仁宗皇帝举荐了国子监直讲石介，还有时任青州千乘县主簿的孙复。
孙复，字明复，号富春，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，曾在泰山讲学8年，时人称之为“泰山先生”，其创办的“泰山书院”很有名，孙复也是老宰相李迪的侄女婿，石介、文颜博、及范仲淹儿子范纯仁都出自其门下。
韩琦和石介的私交一直很好，当年韩琦初入仕途，石介已是当时名士，正所谓君子相惜。
石介曾作《庆历圣德诗》讴歌新政大员，其无论在道德品性还是处世原则上，石介和韩琦、范仲淹、欧阳修之辈都是同气连枝。石介和欧阳修一样敢言，但却比欧阳修多了一分迂腐。当初石介一首《庆历圣德诗》，毫无顾忌地把新政大员们吹捧一番，却也因此给新政大员们凭空拉来了忌恨。因而，当时不仅范仲淹感叹石介“这鬼怪之辈迟早会坏事”，就连被石介一直视为“先生”的孙复，也不无忧虑地对他断言：你的祸事从此开始了。
范仲淹和孙复都不幸而言中，后来被石介指为奸邪的夏辣，果然利用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，对范仲淹、富弼进行了无中生有的陷害，就连石介本人，在他死后也差点被开棺验尸。
韩琦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奏请仁宗皇帝撤消陕西四路都部署、经略、安抚招讨使，恢复逐路都部署。
很难说韩琦这个举措和水洛城的修建没有关系，抑或是韩琦在政治上更加趋于成熟的表现：朝廷已经下诏停修水洛城，但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却固执己见，一再上书仁宗，请求将水洛城修完。韩琦不想和郑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，撤去了四路都部署，你郑戬自然不能再干涉水洛城的事。再者，现在西北局势趋稳，宋、夏基本上已无战事，四路都部署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，的确没有再保留下去的必要。
但，或许是仁宗皇帝有自己的某种考虑，平时对韩琦的建议多数采纳的宋仁宗，在撤销四路都部署一事上，却没有马上接受韩琦的建议，他只是把郑戬的职务作了一下调整，命郑戬知永兴军，却仍兼四路都部署。
仁宗皇帝对郑戬的这个安排，又受到了欧阳修的反对。欧阳修在撤销四路都部署问题上，又一次成为了韩琦的坚定支持者。这位大嘴的谏官对仁宗皇帝说：
“郑戬名义上是四路都部署，但四路却各有各的将官。再者，朝廷有令在先：凡大事情，郑戬无权专断，必须禀告朝廷。这样一来，假如边防将官有大事，就得先禀告给郑戬，郑戬再请示朝廷，朝廷做出决定了，再回复给郑戬，郑戬再下达给沿边将官，这样转来转去，只此一点，我们自己就足以把事情搞坏。既然大事情郑戬无权专断，小事情又不必让郑戬知道，那这个在中间只当传话筒，又显碍事的四路都部署自然应当取消。假如是小事都一一经郑戬过问，即便郑戬处理恰当了，也还有个延误时间的问题，万一郑戬处署失宜了，则会为害不浅。乞陛下把他四路都部署的虚名去掉，只令郑戬坐镇长安，安抚民众、勤临政事，以为关中之重，让四路将官各自负责，这样才能从名义上和体制上都给理顺，处署合宜。”
应当说，这时候的宋仁宗，对欧阳修这位说话毫无顾忌的大嘴谏官还是非常看重的，几乎跟韩琦当初任谏官时一样，凡是欧阳修的奏请，宋仁宗十有**都会予以批准，这固然是因为欧阳修说话总是占个理字，另外一点，也是仁宗皇帝很清楚，欧阳修所提的这些建议，实在没有半点的私心。
宋仁宗最终接受了欧阳修建议，撤销四路都部署，并按照韩琦所请，恢复逐路都部署，仅让郑戬知永兴军。
就在韩琦、郑戬为水洛城相争的时候，因欧阳修去年11月放言无忌，从而一直和谏院、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的御史台，借助滕宗谅、张亢贪污公使钱一案，终于抓住机会开始了绝地反击。
当初，朝廷派燕度到西北审理滕、张一案，滕宗谅、张亢二人被关在邠州监狱。但是燕度却迟迟没能找到滕、张二人贪污的证据。庆历四年正月，一直担保滕宗谅、张亢无罪的范仲淹再次向仁宗皇帝进言：经燕度勘察，滕宗谅所用公使钱数目分明，没有一分一毫装进自己腰包；张亢借用公使钱买物，早在郑戬没有弹劾张亢之前就已经还清了，张亢因调任借用公使钱，也都留下了钱物偿还，事实证明，滕、张二人没有任何欺瞒。
既然事实已经证明范仲淹的担保没错，那仁宗皇帝自然也不能重罚滕、张二人，可是，天下没有犯错的皇帝，总归都是做臣子的倒霉，滕、张二人尽管被冤枉，但狱事已兴，宋仁宗还是下诏：降天章阁待制、权知凤翔府滕宗谅知虢州，算是降了一官而职务如故，张亢亦由副都部署降为本路钤辖。
滕、张二人终于解脱了牢狱之苦，重见天日。
然而，宋仁宗接受范仲淹意见，没有重罚滕、张二人，却终于给一直在寻找机会、要报欧阳修一箭之仇的御史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。因此，朝廷处分滕宗谅、张亢的诏命一下，御史中丞王拱辰立刻当场表示强烈反对。王拱辰对仁宗皇帝说：滕宗谅在庆州违法乱纪，得知朝廷派人按察，竟然私**毁了帐册，如此目无国法的人，不予以重惩，却只降一官去守虢州，臣恐怕边臣见此之后将会纷纷仿效，请朝廷给滕氏以重处！
王拱辰抓住滕宗谅不放，项庄舞剑，其目标自然是对准力保滕宗谅、和欧阳修关系密切的范仲淹，算是由范仲淹代欧阳修还帐。但王拱辰此举却是让挨打的不疼，看挨打的疼。
果然，范仲淹为了力保滕宗谅，在朝堂上和王拱辰发生激烈争执，范仲淹以辞去参知政事为滕宗谅担保，王拱辰也以辞去御史中丞为要胁。王拱辰对仁宗皇帝说：臣为御史，自然要以维护国家法度为己任，滕宗谅行径恶劣，不处重罚，国法何在？！朝廷如不能申张国法，那臣这个御史中丞自然也当不下去！
范、王发生激烈争执，至此，新政府大员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。而面对如此一幅局面，软耳朵的宋仁宗再次没有了主见，一时间无法做出决断。
似乎王拱辰是铁了心，宁死也要跟范仲淹这帮新政大员抗争到底，竟然说到做到，第二天便挂冠辞职，不再到御史台理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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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仁宗庆历四年的新春，是在一场纷扬的大雪中来到的。
这场纷扬的大雪，把京城开封变成了一片银白世界，似乎预示着帝国今年将会有一个好年景。但是眼下，因大雪封城，京城粮商乘机抬高粮价，帝国的仁宗皇帝却不得不下诏给有司，让他们拿出薪末，减价出售给因大雪围困而买不起度日柴薪的贫民。
京城满眼雪白，洁净如银。从陕西回到京城的帝国枢密副使韩琦，此刻并没有意识到，就在这雪白洁净的背后，围绕陕西的一系列问题，新政大员们之间正酝酿着一场激荡的风暴。
回到京城的韩琦，首先向仁宗皇帝举荐了国子监直讲石介，还有时任青州千乘县主簿的孙复。
孙复，字明复，号富春，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，曾在泰山讲学8年，时人称之为“泰山先生”，其创办的“泰山书院”很有名，孙复也是老宰相李迪的侄女婿，石介、文颜博、及范仲淹儿子范纯仁都出自其门下。
韩琦和石介的私交一直很好，当年韩琦初入仕途，石介已是当时名士，正所谓君子相惜。
石介曾作《庆历圣德诗》讴歌新政大员，其无论在道德品性还是处世原则上，石介和韩琦、范仲淹、欧阳修之辈都是同气连枝。石介和欧阳修一样敢言，但却比欧阳修多了一分迂腐。当初石介一首《庆历圣德诗》，毫无顾忌地把新政大员们吹捧一番，却也因此给新政大员们凭空拉来了忌恨。因而，当时不仅范仲淹感叹石介“这鬼怪之辈迟早会坏事”，就连被石介一直视为“先生”的孙复，也不无忧虑地对他断言：你的祸事从此开始了。
范仲淹和孙复都不幸而言中，后来被石介指为奸邪的夏辣，果然利用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，对范仲淹、富弼进行了无中生有的陷害，就连石介本人，在他死后也差点被开棺验尸。
韩琦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奏请仁宗皇帝撤消陕西四路都部署、经略、安抚招讨使，恢复逐路都部署。
很难说韩琦这个举措和水洛城的修建没有关系，抑或是韩琦在政治上更加趋于成熟的表现：朝廷已经下诏停修水洛城，但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却固执己见，一再上书仁宗，请求将水洛城修完。韩琦不想和郑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，撤去了四路都部署，你郑戬自然不能再干涉水洛城的事。再者，现在西北局势趋稳，宋、夏基本上已无战事，四路都部署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，的确没有再保留下去的必要。
但，或许是仁宗皇帝有自己的某种考虑，平时对韩琦的建议多数采纳的宋仁宗，在撤销四路都部署一事上，却没有马上接受韩琦的建议，他只是把郑戬的职务作了一下调整，命郑戬知永兴军，却仍兼四路都部署。
仁宗皇帝对郑戬的这个安排，又受到了欧阳修的反对。欧阳修在撤销四路都部署问题上，又一次成为了韩琦的坚定支持者。这位大嘴的谏官对仁宗皇帝说：
“郑戬名义上是四路都部署，但四路却各有各的将官。再者，朝廷有令在先：凡大事情，郑戬无权专断，必须禀告朝廷。这样一来，假如边防将官有大事，就得先禀告给郑戬，郑戬再请示朝廷，朝廷做出决定了，再回复给郑戬，郑戬再下达给沿边将官，这样转来转去，只此一点，我们自己就足以把事情搞坏。既然大事情郑戬无权专断，小事情又不必让郑戬知道，那这个在中间只当传话筒，又显碍事的四路都部署自然应当取消。假如是小事都一一经郑戬过问，即便郑戬处理恰当了，也还有个延误时间的问题，万一郑戬处署失宜了，则会为害不浅。乞陛下把他四路都部署的虚名去掉，只令郑戬坐镇长安，安抚民众、勤临政事，以为关中之重，让四路将官各自负责，这样才能从名义上和体制上都给理顺，处署合宜。”
应当说，这时候的宋仁宗，对欧阳修这位说话毫无顾忌的大嘴谏官还是非常看重的，几乎跟韩琦当初任谏官时一样，凡是欧阳修的奏请，宋仁宗十有**都会予以批准，这固然是因为欧阳修说话总是占个理字，另外一点，也是仁宗皇帝很清楚，欧阳修所提的这些建议，实在没有半点的私心。
宋仁宗最终接受了欧阳修建议，撤销四路都部署，并按照韩琦所请，恢复逐路都部署，仅让郑戬知永兴军。
就在韩琦、郑戬为水洛城相争的时候，因欧阳修去年11月放言无忌，从而一直和谏院、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的御史台，借助滕宗谅、张亢贪污公使钱一案，终于抓住机会开始了绝地反击。
当初，朝廷派燕度到西北审理滕、张一案，滕宗谅、张亢二人被关在邠州监狱。但是燕度却迟迟没能找到滕、张二人贪污的证据。庆历四年正月，一直担保滕宗谅、张亢无罪的范仲淹再次向仁宗皇帝进言：经燕度勘察，滕宗谅所用公使钱数目分明，没有一分一毫装进自己腰包；张亢借用公使钱买物，早在郑戬没有弹劾张亢之前就已经还清了，张亢因调任借用公使钱，也都留下了钱物偿还，事实证明，滕、张二人没有任何欺瞒。
既然事实已经证明范仲淹的担保没错，那仁宗皇帝自然也不能重罚滕、张二人，可是，天下没有犯错的皇帝，总归都是做臣子的倒霉，滕、张二人尽管被冤枉，但狱事已兴，宋仁宗还是下诏：降天章阁待制、权知凤翔府滕宗谅知虢州，算是降了一官而职务如故，张亢亦由副都部署降为本路钤辖。
滕、张二人终于解脱了牢狱之苦，重见天日。
然而，宋仁宗接受范仲淹意见，没有重罚滕、张二人，却终于给一直在寻找机会、要报欧阳修一箭之仇的御史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。因此，朝廷处分滕宗谅、张亢的诏命一下，御史中丞王拱辰立刻当场表示强烈反对。王拱辰对仁宗皇帝说：滕宗谅在庆州违法乱纪，得知朝廷派人按察，竟然私**毁了帐册，如此目无国法的人，不予以重惩，却只降一官去守虢州，臣恐怕边臣见此之后将会纷纷仿效，请朝廷给滕氏以重处！
王拱辰抓住滕宗谅不放，项庄舞剑，其目标自然是对准力保滕宗谅、和欧阳修关系密切的范仲淹，算是由范仲淹代欧阳修还帐。但王拱辰此举却是让挨打的不疼，看挨打的疼。
果然，范仲淹为了力保滕宗谅，在朝堂上和王拱辰发生激烈争执，范仲淹以辞去参知政事为滕宗谅担保，王拱辰也以辞去御史中丞为要胁。王拱辰对仁宗皇帝说：臣为御史，自然要以维护国家法度为己任，滕宗谅行径恶劣，不处重罚，国法何在？！朝廷如不能申张国法，那臣这个御史中丞自然也当不下去！
范、王发生激烈争执，至此，新政府大员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。而面对如此一幅局面，软耳朵的宋仁宗再次没有了主见，一时间无法做出决断。
似乎王拱辰是铁了心，宁死也要跟范仲淹这帮新政大员抗争到底，竟然说到做到，第二天便挂冠辞职，不再到御史台理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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