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九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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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前线指挥部接到了仁宗手诏，然而在讨论具体作战方案时，绝大部分人还是主张要稳妥防守。
现在陕西前线指挥部的情况是：负责泾原一路的陕西经略副使韩琦为首，经略判官尹洙、泾州都监狄青等一批中、下级军官，主张集中兵力对夏军发起进攻，彻底根除帝国西北隐患；而负责延州一路的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，主张先稳固防守，待时机成熟再主动出兵；而陕西最高指挥官、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，既倾向于防守，却又不想违背仁宗皇帝出兵的意见，同时又不想担起到底出兵与否的责任。因此，聪明的夏竦又一次玩起心计：他制定了攻、守两种方案，却派主攻的韩琦和尹洙带着两种方案赴京面呈仁宗。
夏竦实际上是把攻、守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仁宗，但却派主战的韩琦进京，又向仁宗皇帝暗示了自己的倾向（尽管这种倾向是违心的，但要附合皇上）。
宋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韩琦、尹洙千里超超、顶风冒雪赶回京城开封。
仁宗皇帝对韩琦这位忠正、朴直的朝廷干城给予了热切关怀，诏令韩琦加迁礼部郎中，尹洙加集贤校理。不能否认，仁宗皇帝这个安排，是要在韩琦和范仲淹之间求得平衡，两人同为经略安抚副使，范仲淹在兼知延州时已迁为了户部郎中。
十二月十八日，仁宗皇帝在崇政殿召见韩琦、尹洙。韩琦叩谢了仁宗皇帝加官晋级的恩赏，但却坚决辞却礼部郎中一职。韩琦坦诚地对仁宗皇帝说：臣因西北军机大事，没得到诏命就赶回京城，如果因此侥幸加官进秩，必将不容于天下士大夫议论。
没有人知道，当仁宗面对韩琦坚辞这份恩赏时，心中是怎样一种感慨？这就是韩琦，一位坦荡无私、忠贞为国的栋梁之臣。
宋仁宗审阅了韩琦带来的攻、守两策。
尽管仁宗皇帝十几天前还下手诏，切责西北前线不肯出兵，并让他们确定出兵日期，然而，当真正到了让他决定是否出兵的这一刻，这位缺乏主见的帝国天子，却又很难下这份决心了。仁宗把攻、守两种方案交给中书和枢密院，让他们仔细讨论，这实际上已经表明，激动过后的宋仁宗，已经从当初的出兵冲动中恢复过来，恢复了他优柔寡断的本性，对是否出兵产生了动摇。
和西北前线将领攻、守两种意见争论不下一样，帝国中央内阁对究竟是攻是守也是各执一端，争执激烈。
枢密副使杜衍认为：仓促出兵，侥幸冒险，不是万全之策。
翰林学士丁度也上书认为：目前宋军士气沮丧，如果再深入敌境，穷追巢穴，势必要千里运粮以供军需，用士兵们的生命去冒险以快一时之意，不是上策，并举出历史上唐王朝例子：唐建都长安，天宝年以后，唐失河、湟之地，泾州西北从此不开，京师和敌境相距不过500里，唐以重兵屯驻严备峰火，敌寇虽时有侵扰，但终没有发生严重事件，而我朝太祖皇帝时，疆场之任也没有派大将，只是选派了有才智的官员在边陲休生养民、以德治边，边境也由此安定近20年。因此为今之计，莫若谨亭障、远斥堠、控扼要害，为制御西夏之计。丁度又向仁宗皇帝呈上他写的《备边要览》，从地理、马匹、军队作战素质等各方面进行宋、夏对比，结论：宋军不占任何优势。
主攻主守双方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枢密副使杜衍激动之下，甚而以辞职相挟。
但是，宋仁宗踌躇再三，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攻策。
此时，韩琦、尹洙为这一结果，已经在京城等了近10天。
在现有史料里，没有找到韩琦面见仁宗时，都向仁宗皇帝说过些什么的记载，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，韩琦此次回京，一定向仁宗皇帝阐述了自已主攻的理由，并提出了鄜延、泾原两路出击的作战方针，坚定了仁宗皇帝采取攻策的信心。
然而，韩琦还是忽略了宋仁宗是个软耳朵皇帝的现实。
宋仁宗决定采用韩琦的攻策。
康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仁宗皇帝下诏，命鄜延、泾原两路于次年正月上旬同时出兵，进攻西夏，争取以最短时间彻底消除帝国这块心病。同时下诏从开封府、京东、西路、河东路征集五万头毛驴，以供向前线运输军需物资。
宋仁宗决定了出兵日期，并将此诏命下达前线各战区。韩琦、尹洙立即冒着严冬透骨的寒冷，昼夜兼程赶回陕西前线。距出兵日期只有不足半个月时间了，韩琦必须尽快为即将到来的出征做好准备。然而，韩琦却再也没想到，就在他和尹洙在归途上顶风冒雪的时候，京城温暖的皇宫大内，胸无定见的仁宗皇帝在看到范仲淹送来的奏折后，业已推翻了几天前他做出的出兵决定。
鄜延前线的范仲淹早就料定，前线指挥部虽然制定了攻、守两策，但夏竦派韩琦、尹洙这两个主攻的人回京面见仁宗，韩琦必定会鼓动仁宗采用攻策，而软耳朵没有主见的宋仁宗也一定会被韩琦说动，可是范仲淹却没有想到，宋仁宗定下的出兵日期竟然会是这样的急促。
事实上，范仲淹也并不是要一味的防守，这一点他和那些只想被动防御，想靠时间岁月拖死元昊的人有本质不同。范仲淹之所以不主张现在出兵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因素，那就是范仲淹始终没有放弃招安的策略，想以招安让元昊重新归顺朝廷。在范仲淹看来，只要帝**事上有着稳固的防守，让元昊占不到什么便宜，那么夏军经历几次挫折后，元昊就会心灰意冷。大宋国力虽然捉襟见肘，但西夏的国力和大宋帝国相比还是不行，元昊，是经不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。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，因而范仲淹在延州所有的军事部署，诸如命种世衡修青涧城，挡敌军入境要冲；在边境大兴营田；开放百姓互市贸易等，都是围绕着招抚这一中心目标来部署的，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从军事战略上看，很难说范仲淹招安元昊的想法有什么不对，然而这却只能是范仲淹自己的一厢情愿，范仲淹忽略了元昊并不是漫无目的扰边，而是元昊发动这场战争，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大夏帝国千古伟业，这就使范仲淹招安元昊的思路，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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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前线指挥部接到了仁宗手诏，然而在讨论具体作战方案时，绝大部分人还是主张要稳妥防守。
现在陕西前线指挥部的情况是：负责泾原一路的陕西经略副使韩琦为首，经略判官尹洙、泾州都监狄青等一批中、下级军官，主张集中兵力对夏军发起进攻，彻底根除帝国西北隐患；而负责延州一路的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，主张先稳固防守，待时机成熟再主动出兵；而陕西最高指挥官、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，既倾向于防守，却又不想违背仁宗皇帝出兵的意见，同时又不想担起到底出兵与否的责任。因此，聪明的夏竦又一次玩起心计：他制定了攻、守两种方案，却派主攻的韩琦和尹洙带着两种方案赴京面呈仁宗。
夏竦实际上是把攻、守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仁宗，但却派主战的韩琦进京，又向仁宗皇帝暗示了自己的倾向（尽管这种倾向是违心的，但要附合皇上）。
宋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韩琦、尹洙千里超超、顶风冒雪赶回京城开封。
仁宗皇帝对韩琦这位忠正、朴直的朝廷干城给予了热切关怀，诏令韩琦加迁礼部郎中，尹洙加集贤校理。不能否认，仁宗皇帝这个安排，是要在韩琦和范仲淹之间求得平衡，两人同为经略安抚副使，范仲淹在兼知延州时已迁为了户部郎中。
十二月十八日，仁宗皇帝在崇政殿召见韩琦、尹洙。韩琦叩谢了仁宗皇帝加官晋级的恩赏，但却坚决辞却礼部郎中一职。韩琦坦诚地对仁宗皇帝说：臣因西北军机大事，没得到诏命就赶回京城，如果因此侥幸加官进秩，必将不容于天下士大夫议论。
没有人知道，当仁宗面对韩琦坚辞这份恩赏时，心中是怎样一种感慨？这就是韩琦，一位坦荡无私、忠贞为国的栋梁之臣。
宋仁宗审阅了韩琦带来的攻、守两策。
尽管仁宗皇帝十几天前还下手诏，切责西北前线不肯出兵，并让他们确定出兵日期，然而，当真正到了让他决定是否出兵的这一刻，这位缺乏主见的帝国天子，却又很难下这份决心了。仁宗把攻、守两种方案交给中书和枢密院，让他们仔细讨论，这实际上已经表明，激动过后的宋仁宗，已经从当初的出兵冲动中恢复过来，恢复了他优柔寡断的本性，对是否出兵产生了动摇。
和西北前线将领攻、守两种意见争论不下一样，帝国中央内阁对究竟是攻是守也是各执一端，争执激烈。
枢密副使杜衍认为：仓促出兵，侥幸冒险，不是万全之策。
翰林学士丁度也上书认为：目前宋军士气沮丧，如果再深入敌境，穷追巢穴，势必要千里运粮以供军需，用士兵们的生命去冒险以快一时之意，不是上策，并举出历史上唐王朝例子：唐建都长安，天宝年以后，唐失河、湟之地，泾州西北从此不开，京师和敌境相距不过500里，唐以重兵屯驻严备峰火，敌寇虽时有侵扰，但终没有发生严重事件，而我朝太祖皇帝时，疆场之任也没有派大将，只是选派了有才智的官员在边陲休生养民、以德治边，边境也由此安定近20年。因此为今之计，莫若谨亭障、远斥堠、控扼要害，为制御西夏之计。丁度又向仁宗皇帝呈上他写的《备边要览》，从地理、马匹、军队作战素质等各方面进行宋、夏对比，结论：宋军不占任何优势。
主攻主守双方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枢密副使杜衍激动之下，甚而以辞职相挟。
但是，宋仁宗踌躇再三，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攻策。
此时，韩琦、尹洙为这一结果，已经在京城等了近10天。
在现有史料里，没有找到韩琦面见仁宗时，都向仁宗皇帝说过些什么的记载，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，韩琦此次回京，一定向仁宗皇帝阐述了自已主攻的理由，并提出了鄜延、泾原两路出击的作战方针，坚定了仁宗皇帝采取攻策的信心。
然而，韩琦还是忽略了宋仁宗是个软耳朵皇帝的现实。
宋仁宗决定采用韩琦的攻策。
康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仁宗皇帝下诏，命鄜延、泾原两路于次年正月上旬同时出兵，进攻西夏，争取以最短时间彻底消除帝国这块心病。同时下诏从开封府、京东、西路、河东路征集五万头毛驴，以供向前线运输军需物资。
宋仁宗决定了出兵日期，并将此诏命下达前线各战区。韩琦、尹洙立即冒着严冬透骨的寒冷，昼夜兼程赶回陕西前线。距出兵日期只有不足半个月时间了，韩琦必须尽快为即将到来的出征做好准备。然而，韩琦却再也没想到，就在他和尹洙在归途上顶风冒雪的时候，京城温暖的皇宫大内，胸无定见的仁宗皇帝在看到范仲淹送来的奏折后，业已推翻了几天前他做出的出兵决定。
鄜延前线的范仲淹早就料定，前线指挥部虽然制定了攻、守两策，但夏竦派韩琦、尹洙这两个主攻的人回京面见仁宗，韩琦必定会鼓动仁宗采用攻策，而软耳朵没有主见的宋仁宗也一定会被韩琦说动，可是范仲淹却没有想到，宋仁宗定下的出兵日期竟然会是这样的急促。
事实上，范仲淹也并不是要一味的防守，这一点他和那些只想被动防御，想靠时间岁月拖死元昊的人有本质不同。范仲淹之所以不主张现在出兵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因素，那就是范仲淹始终没有放弃招安的策略，想以招安让元昊重新归顺朝廷。在范仲淹看来，只要帝**事上有着稳固的防守，让元昊占不到什么便宜，那么夏军经历几次挫折后，元昊就会心灰意冷。大宋国力虽然捉襟见肘，但西夏的国力和大宋帝国相比还是不行，元昊，是经不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。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，因而范仲淹在延州所有的军事部署，诸如命种世衡修青涧城，挡敌军入境要冲；在边境大兴营田；开放百姓互市贸易等，都是围绕着招抚这一中心目标来部署的，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从军事战略上看，很难说范仲淹招安元昊的想法有什么不对，然而这却只能是范仲淹自己的一厢情愿，范仲淹忽略了元昊并不是漫无目的扰边，而是元昊发动这场战争，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大夏帝国千古伟业，这就使范仲淹招安元昊的思路，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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