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一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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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范仲淹稍加细心，他就会从高延德既没带来西夏乞和条件，也没带来元昊片言只语上，看出元昊的乞和并非有诚意。
如果范仲淹从宋、夏战争全局着眼，他也应该想到，自宋、夏战争爆发以来，夏军从未受到重大损失，夏军在完全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之时，元昊又有什么不得已苦衷，会来主动乞和？
然而，或许是范仲淹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？要么是急于想用安抚手段结束这场战争？又或许，范仲淹是认为元昊这次只派高延德来，是想探听一下朝廷会不会允许他乞和？更或许，就是元昊对和与战尚处在犹豫不定之中？
反正，范仲淹对元昊乞和的要求没有产生任何怀疑，惟有一点，西夏乞和没有任何证据，这让范仲淹深感无法向朝廷秉报。因此，范仲淹在没有请示朝廷之下，不惜甘冒罪责，亲笔给元昊写了一封信，极尽诚恳，动之以情、晓之以义：
昔（真宗）景德初年（1004年），两河休兵，当时内外大臣纷纷上书，以灵、夏数州本为国家内地，请调河朔雄兵、集关中之力以图收复。我真宗皇帝以文德仁慈安抚远方，而先大王（赵德明）情向朝廷，心如金石，因此，真宗皇帝对那些收复西陲的建议一概都没有听从，以至亲骨肉之情对待先大王，命为同姓，将西夏之地全部委托于他，旌旗车服，贵极王公，这是我真宗皇帝对你们有天地造化之德啊。自此朝贡之臣不绝于道，边塞之地逾三十年只见春播秋种，不见战火烽烟。这是我真宗皇帝恩德，也是先大王忠顺朝廷之功啊。
自先大王去世，今皇帝派使臣携厚礼去祭吊，让大王继嗣王位，安守国土，封爵任命异常隆重，一如对待先大王一样。然而大王以年纪轻轻，继嗣爵位之后，却违背先大王对朝廷效忠的誓书，送来僭越帝号、派人归还朝廷赐予的旌节，终至引起中外之人震惊和愤怒，纷纷要求拘留来使，斩于都市。但皇帝念先朝真宗皇帝怀柔远方本意和已故夏王忠顺之功，不忍立时绝交，宽容忍让，不予杀戮，如此思前想后，天子有什么对不起大王的呢？
古人云：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，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大王世居西土，衣帽语言却随本国习俗，为什么惟独名号上要和天子相同呢？大王当初有这个设想时，必然是认为我宋朝边城没有任何防备，军心不齐，只要驱马提兵而来，兵锋所指，必随之而下。但现在夏军在边地冲杀来去经年，宋之军民有血战而死者，却没有一城一池、一个将领愿意归顺大王的，这和你当初的期望不是大相径庭吗？大王如果真有爱民之意，那就不妨声称：大王当时称帝建国，是由于众人的请求，用这个理由谢罪，则天子一定会恢复你西平王爵位，使你继承先大王保国卫民的志愿。如此，天下谁不称赞大王贤德英明？此其一。
如果众人坚持请称尊号，最终无法推辞的话，那么前朝汉、唐时的‘单于’、‘可汗’之称，对本国来说非常方便，亦不失尊贵，此其二。
只要向大宋称臣纳贡，保存中外礼制规矩，亦可不用召来天下怨恨、不用聚集天下之兵，使黎民百姓恢复富足太平，此其三。
大王的国家财政可能时有紧缺，而朝廷每年都有丰厚的恩赐做为对大王的援助，此其四……
范仲淹这封书信，洋洋洒洒数千言，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面子等各方面替元昊分析利害，对元昊又是劝诱、又是威胁，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可谓是掏心掏肝。然后，范仲淹派延州兵马监押韩周，和高延德一起把信带给了元昊。
范仲淹做完这一切，然后稳坐延州城，只等元昊派人来痛哭流涕地乞和、请降。然而，范仲淹却没有想到，此时，一场比三川口之战更为惨烈的悲剧，正悄悄降临到当初以全族性命保举他的韩琦身上。
在泾原的韩琦，得知元昊派人到延州议和，一眼就看穿了元昊的把戏：无约请和，这是个阴谋！元昊要么是探知我军将大举进攻，在玩弄缓兵之计，要么就是想以此松懈我军警惕，掩盖他军事上的什么阴谋。韩琦于是立刻下令：诸路城寨，各自加强戒备，不可松懈！
这个命令下达后，韩琦依然不放心，于是亲自出巡边寨。
做为西夏杰出的军事家，元昊当然懂得“用兵贵在不复”的道理，即：决不重复使用同样一种战术手段。但元昊同样堪称西夏军事上的“诡才”，他在稳住了延州一线范仲淹的宋军、解除了夏军西进的后顾之忧后，决心再一次使用三川口围歼宋军的口袋战术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，在六盘山下给泾原一路宋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。
公元1041年，宋仁宗庆历元年二月，元昊亲率10万夏军主力自天都山出发，深入宋境，兵锋直指渭州。
当夏军前锋部队逼近怀远城的时候，宋军泾原主帅韩琦，正巡边到达高平。
怀远城一线，对宋、夏两军来说都不陌生。尽管几场飞扬的大雪掩盖了大地，但5个月前三川寨一战的遗迹还是依稀可寻。
如果按直线区划，韩琦此时所在的高平，自东向西，中间隔着一个三川寨，呈一扇小小的弧形。
韩琦得到夏军进攻渭州的情报，立刻赶到镇戎军（约今陕西固原），一面调集军队，一面和诸将商讨作战方案。然而，韩琦得到的这个情报却是错误的。元昊摆出的只是一个进攻渭州的阵势，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攻宋军之必救，调出宋军主力，予以围歼，即围点打援战术。
做为同样杰出的军事家，韩琦尽管不知道元昊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的，但他已经预感到，夏军这次行动绝不仅仅是攻打渭州这么简单，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阴谋。因此，韩琦没有派兵直接向渭州增援，而是制定了一个断敌后路的作战方案。此时，韩琦手边可动用的宋军主力，加上招募的兵勇，共计约18000余人。
韩琦命环庆副部署任福为大将，耿傅为参军，泾原路兵马都监桑怿为先锋。其余泾原路兵马钤辖、忠州刺史朱观、泾原路都监武英、泾州都监王圭等，各率所部随行。
大军将行，韩琦召任福等众将在阵图前面授方略，一再告诫任福：集中兵力，并兵合势，大军直趋怀远城，然后向西到德胜砦（今宁夏西吉东南）再向南到羊牧隆城（今宁夏西吉西北），绕道敌后。因这一路上都有宋军据守的寨砦，其间相距各不过40里，无论粮草供应还是呼应增援，都十分方便，然后视夏军具体形势，可战则战，不可战则据险设伏，待敌退军时予以截击。
应当说，这是一个非常稳妥、即使不胜、但也绝不会失败的作战方案。但韩琦冥冥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任福大军已经出发，韩琦又快马追到城外，将亲笔写好的作战方案交给任福，并再三叮嘱，严厉告诫诸将：“苟违节制，有功亦斩！”
泾原宋军大举出动，元昊围歼宋军主力的第一步计划已经大功告成。在怀远城的元昊得到宋军北上消息，立刻下令大军，趁夜幕向西南方羊牧隆城转移，并在这里张开了围歼宋军的大网。
宋、夏两军，不约而同都把羊牧隆城做为了自己作战的既定地域。
韩琦要在这里据守，断敌退路。
元昊要在这里摆开口袋，围歼宋军。
此刻，如果宋军大将任福谨记韩琦“并兵合势”的嘱咐；或者任福遵守既定行军路线，自怀远趋德胜砦、再到羊牧隆城，那么夏军的包围圈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部署形成，宋军这场浩烈的惨败也根本不可能发生，充其量形成一场胜负未知的遭遇战。
然而任福不是韩琦。
任福具备一员大将的勇猛，却缺乏一员大将也应具有的谋略，如此，从韩琦将大军交给任福那一刻起，宋军这场惨烈的失败就已经基本注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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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范仲淹稍加细心，他就会从高延德既没带来西夏乞和条件，也没带来元昊片言只语上，看出元昊的乞和并非有诚意。
如果范仲淹从宋、夏战争全局着眼，他也应该想到，自宋、夏战争爆发以来，夏军从未受到重大损失，夏军在完全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之时，元昊又有什么不得已苦衷，会来主动乞和？
然而，或许是范仲淹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？要么是急于想用安抚手段结束这场战争？又或许，范仲淹是认为元昊这次只派高延德来，是想探听一下朝廷会不会允许他乞和？更或许，就是元昊对和与战尚处在犹豫不定之中？
反正，范仲淹对元昊乞和的要求没有产生任何怀疑，惟有一点，西夏乞和没有任何证据，这让范仲淹深感无法向朝廷秉报。因此，范仲淹在没有请示朝廷之下，不惜甘冒罪责，亲笔给元昊写了一封信，极尽诚恳，动之以情、晓之以义：
昔（真宗）景德初年（1004年），两河休兵，当时内外大臣纷纷上书，以灵、夏数州本为国家内地，请调河朔雄兵、集关中之力以图收复。我真宗皇帝以文德仁慈安抚远方，而先大王（赵德明）情向朝廷，心如金石，因此，真宗皇帝对那些收复西陲的建议一概都没有听从，以至亲骨肉之情对待先大王，命为同姓，将西夏之地全部委托于他，旌旗车服，贵极王公，这是我真宗皇帝对你们有天地造化之德啊。自此朝贡之臣不绝于道，边塞之地逾三十年只见春播秋种，不见战火烽烟。这是我真宗皇帝恩德，也是先大王忠顺朝廷之功啊。
自先大王去世，今皇帝派使臣携厚礼去祭吊，让大王继嗣王位，安守国土，封爵任命异常隆重，一如对待先大王一样。然而大王以年纪轻轻，继嗣爵位之后，却违背先大王对朝廷效忠的誓书，送来僭越帝号、派人归还朝廷赐予的旌节，终至引起中外之人震惊和愤怒，纷纷要求拘留来使，斩于都市。但皇帝念先朝真宗皇帝怀柔远方本意和已故夏王忠顺之功，不忍立时绝交，宽容忍让，不予杀戮，如此思前想后，天子有什么对不起大王的呢？
古人云：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，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大王世居西土，衣帽语言却随本国习俗，为什么惟独名号上要和天子相同呢？大王当初有这个设想时，必然是认为我宋朝边城没有任何防备，军心不齐，只要驱马提兵而来，兵锋所指，必随之而下。但现在夏军在边地冲杀来去经年，宋之军民有血战而死者，却没有一城一池、一个将领愿意归顺大王的，这和你当初的期望不是大相径庭吗？大王如果真有爱民之意，那就不妨声称：大王当时称帝建国，是由于众人的请求，用这个理由谢罪，则天子一定会恢复你西平王爵位，使你继承先大王保国卫民的志愿。如此，天下谁不称赞大王贤德英明？此其一。
如果众人坚持请称尊号，最终无法推辞的话，那么前朝汉、唐时的‘单于’、‘可汗’之称，对本国来说非常方便，亦不失尊贵，此其二。
只要向大宋称臣纳贡，保存中外礼制规矩，亦可不用召来天下怨恨、不用聚集天下之兵，使黎民百姓恢复富足太平，此其三。
大王的国家财政可能时有紧缺，而朝廷每年都有丰厚的恩赐做为对大王的援助，此其四……
范仲淹这封书信，洋洋洒洒数千言，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面子等各方面替元昊分析利害，对元昊又是劝诱、又是威胁，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可谓是掏心掏肝。然后，范仲淹派延州兵马监押韩周，和高延德一起把信带给了元昊。
范仲淹做完这一切，然后稳坐延州城，只等元昊派人来痛哭流涕地乞和、请降。然而，范仲淹却没有想到，此时，一场比三川口之战更为惨烈的悲剧，正悄悄降临到当初以全族性命保举他的韩琦身上。
在泾原的韩琦，得知元昊派人到延州议和，一眼就看穿了元昊的把戏：无约请和，这是个阴谋！元昊要么是探知我军将大举进攻，在玩弄缓兵之计，要么就是想以此松懈我军警惕，掩盖他军事上的什么阴谋。韩琦于是立刻下令：诸路城寨，各自加强戒备，不可松懈！
这个命令下达后，韩琦依然不放心，于是亲自出巡边寨。
做为西夏杰出的军事家，元昊当然懂得“用兵贵在不复”的道理，即：决不重复使用同样一种战术手段。但元昊同样堪称西夏军事上的“诡才”，他在稳住了延州一线范仲淹的宋军、解除了夏军西进的后顾之忧后，决心再一次使用三川口围歼宋军的口袋战术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，在六盘山下给泾原一路宋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。
公元1041年，宋仁宗庆历元年二月，元昊亲率10万夏军主力自天都山出发，深入宋境，兵锋直指渭州。
当夏军前锋部队逼近怀远城的时候，宋军泾原主帅韩琦，正巡边到达高平。
怀远城一线，对宋、夏两军来说都不陌生。尽管几场飞扬的大雪掩盖了大地，但5个月前三川寨一战的遗迹还是依稀可寻。
如果按直线区划，韩琦此时所在的高平，自东向西，中间隔着一个三川寨，呈一扇小小的弧形。
韩琦得到夏军进攻渭州的情报，立刻赶到镇戎军（约今陕西固原），一面调集军队，一面和诸将商讨作战方案。然而，韩琦得到的这个情报却是错误的。元昊摆出的只是一个进攻渭州的阵势，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攻宋军之必救，调出宋军主力，予以围歼，即围点打援战术。
做为同样杰出的军事家，韩琦尽管不知道元昊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的，但他已经预感到，夏军这次行动绝不仅仅是攻打渭州这么简单，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阴谋。因此，韩琦没有派兵直接向渭州增援，而是制定了一个断敌后路的作战方案。此时，韩琦手边可动用的宋军主力，加上招募的兵勇，共计约18000余人。
韩琦命环庆副部署任福为大将，耿傅为参军，泾原路兵马都监桑怿为先锋。其余泾原路兵马钤辖、忠州刺史朱观、泾原路都监武英、泾州都监王圭等，各率所部随行。
大军将行，韩琦召任福等众将在阵图前面授方略，一再告诫任福：集中兵力，并兵合势，大军直趋怀远城，然后向西到德胜砦（今宁夏西吉东南）再向南到羊牧隆城（今宁夏西吉西北），绕道敌后。因这一路上都有宋军据守的寨砦，其间相距各不过40里，无论粮草供应还是呼应增援，都十分方便，然后视夏军具体形势，可战则战，不可战则据险设伏，待敌退军时予以截击。
应当说，这是一个非常稳妥、即使不胜、但也绝不会失败的作战方案。但韩琦冥冥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任福大军已经出发，韩琦又快马追到城外，将亲笔写好的作战方案交给任福，并再三叮嘱，严厉告诫诸将：“苟违节制，有功亦斩！”
泾原宋军大举出动，元昊围歼宋军主力的第一步计划已经大功告成。在怀远城的元昊得到宋军北上消息，立刻下令大军，趁夜幕向西南方羊牧隆城转移，并在这里张开了围歼宋军的大网。
宋、夏两军，不约而同都把羊牧隆城做为了自己作战的既定地域。
韩琦要在这里据守，断敌退路。
元昊要在这里摆开口袋，围歼宋军。
此刻，如果宋军大将任福谨记韩琦“并兵合势”的嘱咐；或者任福遵守既定行军路线，自怀远趋德胜砦、再到羊牧隆城，那么夏军的包围圈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部署形成，宋军这场浩烈的惨败也根本不可能发生，充其量形成一场胜负未知的遭遇战。
然而任福不是韩琦。
任福具备一员大将的勇猛，却缺乏一员大将也应具有的谋略，如此，从韩琦将大军交给任福那一刻起，宋军这场惨烈的失败就已经基本注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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