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四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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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帝国在军事上的连续惨败，彻底消磨了宋仁宗争取战争主动权的**。大宋帝国自此完全放弃了战略上的进攻。仁宗皇帝甚而为此诏命陕西诸路总管司“严加备边，不得进入贼界，贼至则严密防守”。
宋军被动地应付着夏军的侵扰，而夏军由于不再担心宋军有计划地实施反击，更加肆无忌惮地纵横来去，时而攻麟州、时而寇府州，帝国河东路一带又成了夏军随时出入的练兵场，整个西北一线到处风声鹤唳，一夕数惊。尽管宋军有时也在防御战中小有斩获，但终是不能改变帝**事上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好水川兵败，满腔热血、忠贞报国的韩琦壮志未酬，英雄气短。然而，是真名士，从来都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所击垮，既使那颗忠贞之心受倒刺伤，但那颗滴血的心里，报效国家依然是惟一的选择！
宋仁宗庆历元年九月，知秦州的韩琦根据西北面临的局势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向仁宗皇帝上了《鄜、庆、渭三州添兵将奏》，提出了自己对今后宋、夏战争的设想：
臣三数年来奉命奔走，未尝有一日安宁，自赴陕西，一年之间两趋穷塞，两次都遇到贼兵入寇，臣身为一文人，不能亲冒矢石，应机制变，所能做的惟有激励将士、严明赏罚，夜以继日，废寝忘食，所期盼的就是能为国家立下哪怕分寸之功，以报陛下委用之意。不幸的是天不相助，诸将自用，而至山外之败，臣亦因此降职秦州，难遂扫灭元昊之志。然而，臣对西北战事有所思虑，岂敢因不再身负卫国重责而偷安，沉默不言？还望陛下亦能不因臣的一次失策，而将臣的设想弃而不用。
臣窃以为，自西贼叛命以来，言边事者恐怕早已是数以万计，人人各持所见，献忠于朝廷，而朝廷也博纳众议，一一付之实行，但这其中，大概应以主张保疆守境、爱民省用的建议为最多。
所谓保疆守境者，其意见必然是说敌众我寡，不可针锋相对予以力敌，敌来则将百姓收入城寨栅砦、严防固守，至于郊野之外，可以不必去管。但殊不知，自天下承平以来，沿边及次边的人口日益繁盛，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，往往都靠着耕种的土地，已经是安家立业、积蓄资财，再不愿重新迁移。自去年九月夏军进犯镇戎军之后，经略司曾经专门派笼杆城监押马为美，劝诱山外之民入居城寨，而当地居民不愿迁移，竞相给马为美行贿，终于没有徒移。臣曾对此进行过广泛调查，究其原因，老百姓说：如今一户家庭大抵就那么几个人，春播秋收农忙之时，无论老幼都要在田中劳作，至于砍柴汲水，在城外要比在城里方便的多。而一旦入保城寨，不仅没有住的地方，便是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柴、水，都只能花钱去买。因此心甘情愿地呆在城外，贼兵来了才去躲避，有的人家躲避不及，则或全家被掳。另外，自环庆直到泾原，沿边百姓人户有近10万，自来因官军势弱，无法提供有效保护，这里的百姓都想远避他方。臣窃以为，如果仅以现屯的兵力想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，恐怕一、两年之间，中国边民不堪夏军屠掠，将会悉数迁徒到内地，而其余夷族之民都归付西夏，那么沿边城寨数百里之外将田野一空，只存孤垒。如此，每年所需粮草又从哪里得来？我国以分散的军队去抵御集中的敌军，这场战争真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？夏军既没有后顾之忧，势必会乘胜深入，我国关辅根本，能不为之动摇吗？
所谓爱民省用的建议，则好说‘民为国之本，不可让百姓陷于长久疲困，沿边军队应逐渐减裁，如果专门防守，就不必要太多兵力，这样不仅减少了科敛杂税，也可免去千里转运粮饷、以供边需的劳苦’。但殊不知，西夏气势正盛，没有消弥，边害滋大，日掠月夺，我国所遭受的损失将会更多。这两种观点都是只顾眼前利益，不计长远利益，顾小失大，不能做为国家的长久之策。以祖宗80年德业、陛下之仁圣、天下之事力，而使小小西夏总是用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来犯我，而我不敢和其争锋，总是强调敌众我寡、采取蹙境弃民的方法，岂不是太过可惜？！臣尽忠忧国，又岂能隐忍不言？今鄜延、泾原、环庆三路，除驻扎防守之兵外，各调一万人，集中于鄜、庆、渭三州，臣今为陛下设计的方案是：不如于鄜、庆、渭三州各自增兵三万，选拔有勇略将帅三员，统领训练，预先分定区域，远设斥侯，在春秋季节西贼有所行动时，首先占领要害之地，贼来则配合驻扎部队，寻找有利之机合力攻击。也可在西贼未集中兵力之前，出动三州已整训过的部队，深入夏境不必太远，进行破坏，或破其和市、或招纳其部族、或筑堡垒蚕食，开拓疆土、广招当地强人，另设编制以助正规军队。当地土族有助西夏者，我会兵秘密实施扫荡清剿，诸族看到如此局势，自然会放弃迁徒逃避的打算，逐渐为我所用。边境稍有稳固，则可重新严申边民，禁止与西夏进行青盐、粟帛走私的禁令，朝廷再节俭冗费，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边用，以金帛赐诸路帅臣，让他们收买间谍，如此，敌军有任何举动，我军都可先期得知，等盛夏到来时，我军可移兵就粮，这样大概有两、三年的时间，贼力渐屈，则我平定有期，实为一劳永逸的长远之策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增加这么多士兵，一时之间无法招募完成，臣以为，拣刺土兵（当地民兵），自有祖宗时旧法，只在于我们用不用而已，真若实行，又有何难？况且土兵一旦训练有成，则沿边现有的拱圣、龙卫、云武、神骑及神卫、龙骑等新建制东兵（禁军），便可由土兵逐渐代还，以充实京师，如此为强干弱枝之固，则内外安矣。
做为帝国杰出政治家、军事家，韩琦这封奏折，实际上也是他对未来宋、夏战争的一份战略规划，从韩琦设想用两到三年时间结束这场战争看，韩琦此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，如今的大宋帝国已经完全丧失了占据战争主动权的时机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采取这种守中有攻的战略。
韩琦上奏的这份设想周密又层次分明的战略规划，使仁宗皇帝又一次看到了韩琦忠心为国的本性，以及韩琦所具备的杰出军事才能，同时，也使仁宗皇帝对眼下陕西前线部署有了一个反思。
自韩、范二人降职、西北前线经略司换将以来，大宋帝国尽管采取了以守为主的战略，但战争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仁宗皇帝所期盼的柳暗花明。新任陕西都部署、兼经略、安抚沿边招讨使陈执中，和知永兴军夏竦在边事上意见不合，屡次发生争吵。事情最终闹到仁宗皇帝这里，宋仁宗不得不把二人分开，命陈执中屯泾州，夏竦屯鄜州。大宋帝国以这样两个天天斗的跟乌眼鸡似的人主持军事，其前线境况自然可想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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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帝国在军事上的连续惨败，彻底消磨了宋仁宗争取战争主动权的**。大宋帝国自此完全放弃了战略上的进攻。仁宗皇帝甚而为此诏命陕西诸路总管司“严加备边，不得进入贼界，贼至则严密防守”。
宋军被动地应付着夏军的侵扰，而夏军由于不再担心宋军有计划地实施反击，更加肆无忌惮地纵横来去，时而攻麟州、时而寇府州，帝国河东路一带又成了夏军随时出入的练兵场，整个西北一线到处风声鹤唳，一夕数惊。尽管宋军有时也在防御战中小有斩获，但终是不能改变帝**事上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好水川兵败，满腔热血、忠贞报国的韩琦壮志未酬，英雄气短。然而，是真名士，从来都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所击垮，既使那颗忠贞之心受倒刺伤，但那颗滴血的心里，报效国家依然是惟一的选择！
宋仁宗庆历元年九月，知秦州的韩琦根据西北面临的局势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向仁宗皇帝上了《鄜、庆、渭三州添兵将奏》，提出了自己对今后宋、夏战争的设想：
臣三数年来奉命奔走，未尝有一日安宁，自赴陕西，一年之间两趋穷塞，两次都遇到贼兵入寇，臣身为一文人，不能亲冒矢石，应机制变，所能做的惟有激励将士、严明赏罚，夜以继日，废寝忘食，所期盼的就是能为国家立下哪怕分寸之功，以报陛下委用之意。不幸的是天不相助，诸将自用，而至山外之败，臣亦因此降职秦州，难遂扫灭元昊之志。然而，臣对西北战事有所思虑，岂敢因不再身负卫国重责而偷安，沉默不言？还望陛下亦能不因臣的一次失策，而将臣的设想弃而不用。
臣窃以为，自西贼叛命以来，言边事者恐怕早已是数以万计，人人各持所见，献忠于朝廷，而朝廷也博纳众议，一一付之实行，但这其中，大概应以主张保疆守境、爱民省用的建议为最多。
所谓保疆守境者，其意见必然是说敌众我寡，不可针锋相对予以力敌，敌来则将百姓收入城寨栅砦、严防固守，至于郊野之外，可以不必去管。但殊不知，自天下承平以来，沿边及次边的人口日益繁盛，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，往往都靠着耕种的土地，已经是安家立业、积蓄资财，再不愿重新迁移。自去年九月夏军进犯镇戎军之后，经略司曾经专门派笼杆城监押马为美，劝诱山外之民入居城寨，而当地居民不愿迁移，竞相给马为美行贿，终于没有徒移。臣曾对此进行过广泛调查，究其原因，老百姓说：如今一户家庭大抵就那么几个人，春播秋收农忙之时，无论老幼都要在田中劳作，至于砍柴汲水，在城外要比在城里方便的多。而一旦入保城寨，不仅没有住的地方，便是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柴、水，都只能花钱去买。因此心甘情愿地呆在城外，贼兵来了才去躲避，有的人家躲避不及，则或全家被掳。另外，自环庆直到泾原，沿边百姓人户有近10万，自来因官军势弱，无法提供有效保护，这里的百姓都想远避他方。臣窃以为，如果仅以现屯的兵力想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，恐怕一、两年之间，中国边民不堪夏军屠掠，将会悉数迁徒到内地，而其余夷族之民都归付西夏，那么沿边城寨数百里之外将田野一空，只存孤垒。如此，每年所需粮草又从哪里得来？我国以分散的军队去抵御集中的敌军，这场战争真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？夏军既没有后顾之忧，势必会乘胜深入，我国关辅根本，能不为之动摇吗？
所谓爱民省用的建议，则好说‘民为国之本，不可让百姓陷于长久疲困，沿边军队应逐渐减裁，如果专门防守，就不必要太多兵力，这样不仅减少了科敛杂税，也可免去千里转运粮饷、以供边需的劳苦’。但殊不知，西夏气势正盛，没有消弥，边害滋大，日掠月夺，我国所遭受的损失将会更多。这两种观点都是只顾眼前利益，不计长远利益，顾小失大，不能做为国家的长久之策。以祖宗80年德业、陛下之仁圣、天下之事力，而使小小西夏总是用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来犯我，而我不敢和其争锋，总是强调敌众我寡、采取蹙境弃民的方法，岂不是太过可惜？！臣尽忠忧国，又岂能隐忍不言？今鄜延、泾原、环庆三路，除驻扎防守之兵外，各调一万人，集中于鄜、庆、渭三州，臣今为陛下设计的方案是：不如于鄜、庆、渭三州各自增兵三万，选拔有勇略将帅三员，统领训练，预先分定区域，远设斥侯，在春秋季节西贼有所行动时，首先占领要害之地，贼来则配合驻扎部队，寻找有利之机合力攻击。也可在西贼未集中兵力之前，出动三州已整训过的部队，深入夏境不必太远，进行破坏，或破其和市、或招纳其部族、或筑堡垒蚕食，开拓疆土、广招当地强人，另设编制以助正规军队。当地土族有助西夏者，我会兵秘密实施扫荡清剿，诸族看到如此局势，自然会放弃迁徒逃避的打算，逐渐为我所用。边境稍有稳固，则可重新严申边民，禁止与西夏进行青盐、粟帛走私的禁令，朝廷再节俭冗费，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边用，以金帛赐诸路帅臣，让他们收买间谍，如此，敌军有任何举动，我军都可先期得知，等盛夏到来时，我军可移兵就粮，这样大概有两、三年的时间，贼力渐屈，则我平定有期，实为一劳永逸的长远之策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增加这么多士兵，一时之间无法招募完成，臣以为，拣刺土兵（当地民兵），自有祖宗时旧法，只在于我们用不用而已，真若实行，又有何难？况且土兵一旦训练有成，则沿边现有的拱圣、龙卫、云武、神骑及神卫、龙骑等新建制东兵（禁军），便可由土兵逐渐代还，以充实京师，如此为强干弱枝之固，则内外安矣。
做为帝国杰出政治家、军事家，韩琦这封奏折，实际上也是他对未来宋、夏战争的一份战略规划，从韩琦设想用两到三年时间结束这场战争看，韩琦此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，如今的大宋帝国已经完全丧失了占据战争主动权的时机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采取这种守中有攻的战略。
韩琦上奏的这份设想周密又层次分明的战略规划，使仁宗皇帝又一次看到了韩琦忠心为国的本性，以及韩琦所具备的杰出军事才能，同时，也使仁宗皇帝对眼下陕西前线部署有了一个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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