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三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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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竦这一手实在阴毒，新政大员居然阴谋要废去当今皇帝，这可是诛灭九族在滔天大罪！而且，石介的书信就摆在那里，新政大员们已经罪行昭昭，岂能抵赖的了？！
然而，大宋王朝京城法场，却并没有出现夏竦所希望的血流成河、杀人如麻的场面。宋仁宗没有因此而对新政大员采取任何措施，宋仁宗不相信范、富等人会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。
宋仁宗没有因此而动新政大员，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宋、夏议和终于有了新的进展，元昊答应向宋称臣。而在北方的宋、辽边界，辽国也有了新的军事动向，仁宗皇帝腾不出精力理会这件大可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。
自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起，西夏和契丹边境局势日趋紧张，夏、辽边界一带部族不断背叛辽国，归附西夏，夏、辽军队也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，且辽军为此损兵折将。到了庆历四年六月，辽国派使臣来到宋国，向宋仁宗通报了辽兴宗准备亲率大军征讨西夏的情况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，西夏元昊担心自己两面受敌，终于做出了向宋称臣的让步。宋仁宗一方面欣喜于宋、夏战争终于结束，一方面忧虑北方边境会出现新的意想不到情况，因此，这时候必须要暂时保持帝国中央内阁的稳定。
然而，仁宗皇帝是这样的想法，但身陷“废立”阴谋中的新政大员、尤其是范仲淹和富弼，却对朝廷这出人意料的平静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和不安，他们已经感到了火山爆发前的巨大压力，于是，范、富二人几乎不约而同，产生了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，外出以避祸端的念头。范仲淹向仁宗提出按察西北；富弼则提出按察河北。不知仁宗皇帝是想故意显示对范、富的信任？还是他另有什么别的打算，仁宗皇帝当时并没有批准二人的请求。
然而，现在的夏、辽之争，及元昊对大宋帝国作出让步，终于为范、富二人再次提供了离开京城的机会。范仲淹不失时机地向仁宗上书：“西贼议和，变诈难信，希望朝廷尽快罢去臣的参知政事职务，让臣到边陲出任知郡，带安抚之名，这样足以照管边事，不用带招讨、部署之职。”
或许，宋仁宗这次是真的顾虑边境出现突发事件；要么就是顺水推舟，宋仁宗庆历四年六月，仁宗皇帝终于批准范仲淹离京的请求，但仍带参知政事衔，宣抚陕西、河东。
然而，范仲淹的外出避祸之举，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做为新政主持者，他离开京城，也就失去了在仁宗皇帝面前对别人的诬陷随时进行辩解、澄清的机会，而只能被动听任宋仁宗接受别人的诡言。对于自己犯下的这个失误，范仲淹在老宰相吕夷简那里可谓受教颇深：范仲淹离京赴陕西路过郑州，前去看望时居郑州的吕夷简。或许范仲淹在朝中谋政的这几个月，设身处地感受到了为政的艰难，对吕夷简这位老政敌有了发自内心的深刻理解，因而，范仲淹此时见到吕夷间的心情是复杂的。
范、吕二人见面，吕夷简对范仲淹离京颇感意外，问范仲淹为什么突然要离开京城？范仲淹回答说，他只是暂去经略陕西、河东两路，事情一完结就回京城。
对于朝中波谲云诡的政坛风云，尽管吕夷简已经退休致仕，但凭着他多年从政的敏锐嗅觉，他还是意识到了范仲淹此行的失误，因此，老宰相不无忧虑地对范仲淹说：“君此行正蹈危机，岂会再有回京城的机会？如果想经制西事，莫如在朝廷为便。”
范仲淹闻听此言，不由为之愕然。
范仲淹离开了京城。
朝中的富弼还陷在“废立”的阴谋之中，这位新政大员越发感到惶恐不安。
很难说此时的仁宗皇帝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：是真的担心辽国攻夏只是个幌子？还是宋仁宗想平静地结束这场由他一手发起、但却没有看到什么实效的改革？抑或，是出于一种对富弼政治上的保护？再或者，是另有更加深刻的原因？因此，宋仁宗在不久后垂拱殿的一次朝会上，用颇为肯定的口气说：“契丹主受礼云州，将袭我河东，两府宜加强戒备。”
如果富弼此时不是深陷“废立”阴谋，那他自然会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。但现在，富弼却宁愿相信这是仁宗皇帝暗示他离京的千载难逢机会。于是，富弼抓住这个时机，上书仁宗，请求离京去备御河北。
宋仁宗，同样批准了富弼的请求，让他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。
范仲淹走了。
富弼也走了。
至此，随着庆历新政两员主要大将的离京，大宋王朝昙花一现的吏治改革终于陷入停顿。与此同时，朝廷中几乎所有迹象都在表明，大宋王朝的天子，正一步步疏远权贵一时的新政大员们。
宋仁宗庆历四年八月，仁宗皇帝对谏院进行了调整：
以余靖知制诰，仍知谏院。
以原知谏院蔡襄直史馆、同修起居注。
宋仁宗这个调整，表面看起来虽然还是任用了支持改革的余靖，但此时的余靖却正担任出使契丹的回谢使，远在千里之外。
欧阳修走了；蔡襄调离了；余靖不在京城，帝国的谏院此时几乎就是空壳一个。
几千年中国历史，曾经上演过多少次墙倒众人推、树倒猢狲散的悲、喜大剧，咱们的大宋王朝当然也莫能例外。
主持新政的范仲淹、富弼相继离京。
支持新政的杜衍、韩琦，甚少过问新政事务。
谏院中唇枪舌剑的谏官走的走、调的调。这一切的迹象都证明，天子对新政已经不感兴趣了，很可能，还要改回来了。
于是，朝廷中立刻就有人开始指谪新政的过错：
监察御史刘湜上书，指责当初派下去考察各地方官吏的转运使，对州县地方处处指谪，苛束官吏，使地方官员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
监察御史里行（官职名）包拯，批评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，考察部下官员过于烦碎，使人人大伤脑筋，请求仁宗皇帝在南郊祭祀大典赦书中予以约束，凡已经被考察过的官员，如果不是故意犯错的，应当允许其改过自新，等等，等等。
一时间，似乎庆历年实施的新政无一是处。
庆历四年八月，宋仁宗废除新政的第一个行动开始了：
这一天，宋仁宗公开对辅臣下达指示：如果听说各路转运、按察、提点刑狱司，在考察各地官员时太过仔细，务求苛刻，可降敕约束之。
天子这话，对于那些反对新政的朝廷大员们来说，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福音，于是，中书立刻按宋仁宗的圣意，向各路转运使下达了约束敕书。而随着这道敕书的下达，朝廷毫无疑问是向全天下宣告了新政的失败，也昭示着新政大员呕心沥血、以报天子知遇之恩的努力，就此化做一江秋水，付诸东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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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竦这一手实在阴毒，新政大员居然阴谋要废去当今皇帝，这可是诛灭九族在滔天大罪！而且，石介的书信就摆在那里，新政大员们已经罪行昭昭，岂能抵赖的了？！
然而，大宋王朝京城法场，却并没有出现夏竦所希望的血流成河、杀人如麻的场面。宋仁宗没有因此而对新政大员采取任何措施，宋仁宗不相信范、富等人会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。
宋仁宗没有因此而动新政大员，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宋、夏议和终于有了新的进展，元昊答应向宋称臣。而在北方的宋、辽边界，辽国也有了新的军事动向，仁宗皇帝腾不出精力理会这件大可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。
自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起，西夏和契丹边境局势日趋紧张，夏、辽边界一带部族不断背叛辽国，归附西夏，夏、辽军队也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，且辽军为此损兵折将。到了庆历四年六月，辽国派使臣来到宋国，向宋仁宗通报了辽兴宗准备亲率大军征讨西夏的情况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，西夏元昊担心自己两面受敌，终于做出了向宋称臣的让步。宋仁宗一方面欣喜于宋、夏战争终于结束，一方面忧虑北方边境会出现新的意想不到情况，因此，这时候必须要暂时保持帝国中央内阁的稳定。
然而，仁宗皇帝是这样的想法，但身陷“废立”阴谋中的新政大员、尤其是范仲淹和富弼，却对朝廷这出人意料的平静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和不安，他们已经感到了火山爆发前的巨大压力，于是，范、富二人几乎不约而同，产生了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，外出以避祸端的念头。范仲淹向仁宗提出按察西北；富弼则提出按察河北。不知仁宗皇帝是想故意显示对范、富的信任？还是他另有什么别的打算，仁宗皇帝当时并没有批准二人的请求。
然而，现在的夏、辽之争，及元昊对大宋帝国作出让步，终于为范、富二人再次提供了离开京城的机会。范仲淹不失时机地向仁宗上书：“西贼议和，变诈难信，希望朝廷尽快罢去臣的参知政事职务，让臣到边陲出任知郡，带安抚之名，这样足以照管边事，不用带招讨、部署之职。”
或许，宋仁宗这次是真的顾虑边境出现突发事件；要么就是顺水推舟，宋仁宗庆历四年六月，仁宗皇帝终于批准范仲淹离京的请求，但仍带参知政事衔，宣抚陕西、河东。
然而，范仲淹的外出避祸之举，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做为新政主持者，他离开京城，也就失去了在仁宗皇帝面前对别人的诬陷随时进行辩解、澄清的机会，而只能被动听任宋仁宗接受别人的诡言。对于自己犯下的这个失误，范仲淹在老宰相吕夷简那里可谓受教颇深：范仲淹离京赴陕西路过郑州，前去看望时居郑州的吕夷简。或许范仲淹在朝中谋政的这几个月，设身处地感受到了为政的艰难，对吕夷简这位老政敌有了发自内心的深刻理解，因而，范仲淹此时见到吕夷间的心情是复杂的。
范、吕二人见面，吕夷简对范仲淹离京颇感意外，问范仲淹为什么突然要离开京城？范仲淹回答说，他只是暂去经略陕西、河东两路，事情一完结就回京城。
对于朝中波谲云诡的政坛风云，尽管吕夷简已经退休致仕，但凭着他多年从政的敏锐嗅觉，他还是意识到了范仲淹此行的失误，因此，老宰相不无忧虑地对范仲淹说：“君此行正蹈危机，岂会再有回京城的机会？如果想经制西事，莫如在朝廷为便。”
范仲淹闻听此言，不由为之愕然。
范仲淹离开了京城。
朝中的富弼还陷在“废立”的阴谋之中，这位新政大员越发感到惶恐不安。
很难说此时的仁宗皇帝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：是真的担心辽国攻夏只是个幌子？还是宋仁宗想平静地结束这场由他一手发起、但却没有看到什么实效的改革？抑或，是出于一种对富弼政治上的保护？再或者，是另有更加深刻的原因？因此，宋仁宗在不久后垂拱殿的一次朝会上，用颇为肯定的口气说：“契丹主受礼云州，将袭我河东，两府宜加强戒备。”
如果富弼此时不是深陷“废立”阴谋，那他自然会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。但现在，富弼却宁愿相信这是仁宗皇帝暗示他离京的千载难逢机会。于是，富弼抓住这个时机，上书仁宗，请求离京去备御河北。
宋仁宗，同样批准了富弼的请求，让他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。
范仲淹走了。
富弼也走了。
至此，随着庆历新政两员主要大将的离京，大宋王朝昙花一现的吏治改革终于陷入停顿。与此同时，朝廷中几乎所有迹象都在表明，大宋王朝的天子，正一步步疏远权贵一时的新政大员们。
宋仁宗庆历四年八月，仁宗皇帝对谏院进行了调整：
以余靖知制诰，仍知谏院。
以原知谏院蔡襄直史馆、同修起居注。
宋仁宗这个调整，表面看起来虽然还是任用了支持改革的余靖，但此时的余靖却正担任出使契丹的回谢使，远在千里之外。
欧阳修走了；蔡襄调离了；余靖不在京城，帝国的谏院此时几乎就是空壳一个。
几千年中国历史，曾经上演过多少次墙倒众人推、树倒猢狲散的悲、喜大剧，咱们的大宋王朝当然也莫能例外。
主持新政的范仲淹、富弼相继离京。
支持新政的杜衍、韩琦，甚少过问新政事务。
谏院中唇枪舌剑的谏官走的走、调的调。这一切的迹象都证明，天子对新政已经不感兴趣了，很可能，还要改回来了。
于是，朝廷中立刻就有人开始指谪新政的过错：
监察御史刘湜上书，指责当初派下去考察各地方官吏的转运使，对州县地方处处指谪，苛束官吏，使地方官员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
监察御史里行（官职名）包拯，批评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，考察部下官员过于烦碎，使人人大伤脑筋，请求仁宗皇帝在南郊祭祀大典赦书中予以约束，凡已经被考察过的官员，如果不是故意犯错的，应当允许其改过自新，等等，等等。
一时间，似乎庆历年实施的新政无一是处。
庆历四年八月，宋仁宗废除新政的第一个行动开始了：
这一天，宋仁宗公开对辅臣下达指示：如果听说各路转运、按察、提点刑狱司，在考察各地官员时太过仔细，务求苛刻，可降敕约束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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