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四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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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早已远离京城、担任河北都转运使的欧阳修，眼见当初新政一切努力都功亏一篑，痛心疾首之下，这位忠正梗直、已不在谏职的大宋志士，违背了自己当初离京时不越职言事的诺言，慨然上书仁宗：
自朝廷向诸路派出按察使以来，虽然没有见到太大的成效，但那些老病昏昧的官员望风而惧，这段时间退休的人逐渐增多，州县吏治眼看到了大见成效的时候，朝廷这时候却停下了改革步伐，请两府下命令，让那些上书指责新政的人到中书，问问他们是哪一路按察使挟私报复，如果确有这样的人，请下有司辩审清楚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，那就是造谣中伤，朝廷近来下达给按察使的敕书乞请收回，不要让天下百姓认为朝廷出尔反尔，自己取消了按察制度，从而让那些贪赃老缪官员们高兴。
然而这一次，仁宗皇帝再也不象当初欣赏欧阳修时，不无得意地说“如欧阳修者，何处得来”时的得意了，欧阳修这封奏章递上去一如泥牛入海，没有了消息。
宋仁宗庆历四年九月，首被新政大员委任的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张温之，因处置河北保州士兵叛乱一事，和沿边都巡检扬怀敏发生争执，张温之被流言陷害，降知虢州。
这是新政实施以来，派出的按察使中第一个被处分的人。
同月，一直对改革保持低姿态的宰相、富弼的老丈人晏殊，因没有接受谏官孙甫、蔡襄要求留下欧阳修的奏请，在孙甫、蔡襄再次翻出他当年撰写李宸妃墓志，不写诞育圣躬，及私自派士兵为自己整修宅院后，也被免职罢相，出知颖州。而这一切都表明，庆历新政的大员们已是风光不再，走进了穷途末路的死胡同。
应当说，如果不是此时夏、辽之间正进行战争，及宋、夏议和尚未最终形成定局，宋仁宗为防不测发生，不想大幅度调整内阁成员，以免引起帝国内部混乱，那新政大员们可能早就已经被赶出中央了，因而，从某种概念上说，是夏、辽两国之战和宋、夏议和，才使得改革派们暂时还在苟延着残喘。
宋仁宗庆历四年九月，西夏派出的议和使臣再次来到京城开封。同月，宋仁宗改组中央内阁，以枢密使、吏部侍郎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，以原参知政事贾昌朝充枢密使。而贾昌朝留下的空缺，仁宗皇帝则调来了原二府老臣、现在知青州的陈执中来担任。
仁宗皇帝这个安排不能不说是别有深意，那就是，仁宗皇帝有心要起用当初受新政大员们一致排挤的夏竦了，他要为起用夏竦在人事上做一个相应的安排。
宋仁宗不英明，否则，他也不会有始无终、对新政大员先是倚之何重，后来又弃之何切。但宋仁宗对驾驭帝王之术却不陌生，而且经过新政精英们这次同朝共事，仁宗皇帝更加坚信了一点：那就是为帝王者，最高明的统治手段，莫过于在朝臣相互攻讦中找到平衡点，那样，做皇帝的便只须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纵览朝中风云变幻，坐看朝臣相互制衡，只要做到这一点，天子就能挥撒自如、游刃有余。陈执中当初经略陕西时，和夏竦两个人可是针尖对着麦芒的，而且又是一个颇有政治经验的老臣，论政治手段，陈执中足以和未来的夏竦抗衡，给自己提供一个平衡点。
宋仁宗招陈执中进京的安排，再次招来了苟延残喘的谏院官员反对。直使馆蔡襄、谏官孙甫，还想重演当初赶走夏竦的老剧目，上书仁宗，力言陈执中刚愎自用，不学无术，不可担任执政。
但此一时、彼一时，时过境迁，今天的宋仁宗已不是当初对言官言听计从的宋仁宗，于是，就在谏管的反对声中，宋仁宗愤然派出中使，带着委任陈执中为参知政事的敕告急赴青州，并让中使告诉陈执中：“朕用卿，举朝皆以为不可，朕不惑人言，力用卿耳！”
第二天，当谏官们上殿，仁宗皇帝带着满脸不屑的冷笑，抢先拉出话头：你们是不是又来对朕说，陈执中这个人不可用啊？可是朕已经派中使召他进京了！
似乎谏官们从未见仁宗皇帝有过如此神情，面对天子的威严，谏官们退却了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就在仁宗皇帝一改过去从谏如流、在陈执中任用上大行独裁的时候，宋、夏两国的议和条约也到了最后的签署阶段。宋仁宗庆历四年十月，西夏元昊送来了议和誓表，答应对宋称臣，两国和约规定：
大宋帝国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；银五万两；茶两万斤；
西夏向宋进奉乾元节（皇帝生日）时，再回赐银一万两；绢一万匹；茶五千斤；
来贺正旦（春节），回赐银五千两；绢五千匹；茶五千斤；
中冬赐时服银五千两；绢五千匹；及赐臣（指元昊）生日礼物银器两千两；细衣等一千匹；杂帛两千匹。
至此，宋、夏历时一年之久的议和，终于随着元昊和宋仁宗的各自让步而达成了协议。
大宋王朝抗御西夏的战争至此算是暂告了一段落，由此引发的大宋王朝旨在富国强兵的庆历新政，也至此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然而，新政首脑们的行政职位，现在尚未退出帝国政治舞台：
范仲淹，仍然是帝国中央内阁的参知政事。
富弼，也仍然是帝国中央内阁的枢密副使。
还有新任首相杜衍。
不知杜衍是出于对当初宋仁宗推行新政、曾下手诏给他的感激？还是出于对新政发自内心的支持？抑或，是他当初在三司负责裁减冗吏，对国家养着那么多无所事事的官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，一心要为了国家？因而，杜衍自担任首相后，竟然死抓着“抑侥幸”不放，屡次封还仁宗皇帝内降给某些人授职的恩旨，以至于宋仁宗不止一次感叹：外人知道杜衍封还了内降，其实，凡是有求于朕的，朕每次都因为杜衍不好通融，打发回去的人远比他封还的多的多！
庆历新政已经是日暮西山。
新政的支持者们，也必须接受这个严峻的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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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早已远离京城、担任河北都转运使的欧阳修，眼见当初新政一切努力都功亏一篑，痛心疾首之下，这位忠正梗直、已不在谏职的大宋志士，违背了自己当初离京时不越职言事的诺言，慨然上书仁宗：
自朝廷向诸路派出按察使以来，虽然没有见到太大的成效，但那些老病昏昧的官员望风而惧，这段时间退休的人逐渐增多，州县吏治眼看到了大见成效的时候，朝廷这时候却停下了改革步伐，请两府下命令，让那些上书指责新政的人到中书，问问他们是哪一路按察使挟私报复，如果确有这样的人，请下有司辩审清楚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，那就是造谣中伤，朝廷近来下达给按察使的敕书乞请收回，不要让天下百姓认为朝廷出尔反尔，自己取消了按察制度，从而让那些贪赃老缪官员们高兴。
然而这一次，仁宗皇帝再也不象当初欣赏欧阳修时，不无得意地说“如欧阳修者，何处得来”时的得意了，欧阳修这封奏章递上去一如泥牛入海，没有了消息。
宋仁宗庆历四年九月，首被新政大员委任的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张温之，因处置河北保州士兵叛乱一事，和沿边都巡检扬怀敏发生争执，张温之被流言陷害，降知虢州。
这是新政实施以来，派出的按察使中第一个被处分的人。
同月，一直对改革保持低姿态的宰相、富弼的老丈人晏殊，因没有接受谏官孙甫、蔡襄要求留下欧阳修的奏请，在孙甫、蔡襄再次翻出他当年撰写李宸妃墓志，不写诞育圣躬，及私自派士兵为自己整修宅院后，也被免职罢相，出知颖州。而这一切都表明，庆历新政的大员们已是风光不再，走进了穷途末路的死胡同。
应当说，如果不是此时夏、辽之间正进行战争，及宋、夏议和尚未最终形成定局，宋仁宗为防不测发生，不想大幅度调整内阁成员，以免引起帝国内部混乱，那新政大员们可能早就已经被赶出中央了，因而，从某种概念上说，是夏、辽两国之战和宋、夏议和，才使得改革派们暂时还在苟延着残喘。
宋仁宗庆历四年九月，西夏派出的议和使臣再次来到京城开封。同月，宋仁宗改组中央内阁，以枢密使、吏部侍郎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，以原参知政事贾昌朝充枢密使。而贾昌朝留下的空缺，仁宗皇帝则调来了原二府老臣、现在知青州的陈执中来担任。
仁宗皇帝这个安排不能不说是别有深意，那就是，仁宗皇帝有心要起用当初受新政大员们一致排挤的夏竦了，他要为起用夏竦在人事上做一个相应的安排。
宋仁宗不英明，否则，他也不会有始无终、对新政大员先是倚之何重，后来又弃之何切。但宋仁宗对驾驭帝王之术却不陌生，而且经过新政精英们这次同朝共事，仁宗皇帝更加坚信了一点：那就是为帝王者，最高明的统治手段，莫过于在朝臣相互攻讦中找到平衡点，那样，做皇帝的便只须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纵览朝中风云变幻，坐看朝臣相互制衡，只要做到这一点，天子就能挥撒自如、游刃有余。陈执中当初经略陕西时，和夏竦两个人可是针尖对着麦芒的，而且又是一个颇有政治经验的老臣，论政治手段，陈执中足以和未来的夏竦抗衡，给自己提供一个平衡点。
宋仁宗招陈执中进京的安排，再次招来了苟延残喘的谏院官员反对。直使馆蔡襄、谏官孙甫，还想重演当初赶走夏竦的老剧目，上书仁宗，力言陈执中刚愎自用，不学无术，不可担任执政。
但此一时、彼一时，时过境迁，今天的宋仁宗已不是当初对言官言听计从的宋仁宗，于是，就在谏管的反对声中，宋仁宗愤然派出中使，带着委任陈执中为参知政事的敕告急赴青州，并让中使告诉陈执中：“朕用卿，举朝皆以为不可，朕不惑人言，力用卿耳！”
第二天，当谏官们上殿，仁宗皇帝带着满脸不屑的冷笑，抢先拉出话头：你们是不是又来对朕说，陈执中这个人不可用啊？可是朕已经派中使召他进京了！
似乎谏官们从未见仁宗皇帝有过如此神情，面对天子的威严，谏官们退却了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就在仁宗皇帝一改过去从谏如流、在陈执中任用上大行独裁的时候，宋、夏两国的议和条约也到了最后的签署阶段。宋仁宗庆历四年十月，西夏元昊送来了议和誓表，答应对宋称臣，两国和约规定：
大宋帝国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；银五万两；茶两万斤；
西夏向宋进奉乾元节（皇帝生日）时，再回赐银一万两；绢一万匹；茶五千斤；
来贺正旦（春节），回赐银五千两；绢五千匹；茶五千斤；
中冬赐时服银五千两；绢五千匹；及赐臣（指元昊）生日礼物银器两千两；细衣等一千匹；杂帛两千匹。
至此，宋、夏历时一年之久的议和，终于随着元昊和宋仁宗的各自让步而达成了协议。
大宋王朝抗御西夏的战争至此算是暂告了一段落，由此引发的大宋王朝旨在富国强兵的庆历新政，也至此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然而，新政首脑们的行政职位，现在尚未退出帝国政治舞台：
范仲淹，仍然是帝国中央内阁的参知政事。
富弼，也仍然是帝国中央内阁的枢密副使。
还有新任首相杜衍。
不知杜衍是出于对当初宋仁宗推行新政、曾下手诏给他的感激？还是出于对新政发自内心的支持？抑或，是他当初在三司负责裁减冗吏，对国家养着那么多无所事事的官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，一心要为了国家？因而，杜衍自担任首相后，竟然死抓着“抑侥幸”不放，屡次封还仁宗皇帝内降给某些人授职的恩旨，以至于宋仁宗不止一次感叹：外人知道杜衍封还了内降，其实，凡是有求于朕的，朕每次都因为杜衍不好通融，打发回去的人远比他封还的多的多！
庆历新政已经是日暮西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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